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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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紫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荞麦皮的。
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耶。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铜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 ）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 ） 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四、昨 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问英国汉学家魏礼怎么不到中国走走，他无限怅惘地回答说：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我说，中国可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去秋我重访英伦，看到原来满是露天摊贩的剑桥市场，盖起纽约式的购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风貌，也颇有点不自在。继而一想，国家、城市，都得顺应时代，往前走，不能老当个古玩店。
为了避免看官误以为我在这儿大发怀古之幽思，还是先从大处儿说说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温故而知新。
还是从我最熟悉的东城说起吧。拿东直门大街来说，当时马路也就现在四分之一那么宽，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铺了一层石头子儿，走起来真硌脚！碰上刮风，沙土能打得叫人睁不开眼。一下雨，我经常得趟着河回家。我们住的房还算好，只漏没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记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个月 ） 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发了就哗哗地住下流。比我们更倒楣的还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几间，不用说，就得死几口子。
那时候动不动就戒严。城门关上了，街上不许走人。街上的路灯比香头亮不了多少，胡同里更是黑黢黢的。记得一回有个给人做活计的老太太，挎着一包袱棉花走道儿，一个歹人以为是皮袄，上去就抢。老太太不撒手。那家伙动了武，老太太没气儿啦。第二天就把那凶手的头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
看《龙须沟》看到安自来水那段，我最感动了。那时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还分苦甜两种。比较过得去的，每天有水车给送到家门口。水车推起来还吱吱 地叫，倒挺好听的。我们家自己就钉了个小车，上头放两只煤油桶，自己去井台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这几年在北京不大看见掏粪的了。那时候除了住在东单牌楼一带的洋人和少数阔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处都过掏粪的。粪是人中宝。所以有粪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划分地带，有时候也闹斗殴。
至于垃圾，满街都是，根本没有站。北京城有两个地名起得特别漂亮：一个是护国寺旁边的百花深处；一个是我上学必经的八宝坑。可笑的是，这两个地方那时堆的垃圾都特别多，所以走过时得捏着鼻子。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北京有电车了。起初只从北新桥开到东单。开的时候驾驶员一路还很有节奏地踩着脚铃，所以也叫叮当车。我头回坐，还是冰心大姐的小弟为楫请的。从北新桥上去没多会儿，就听旁边的人嘀咕：这要是一串电，眼睛还不瞎呀！我听了害起怕来。票买到东单，可我一到十二条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这件事心里就不对劲儿，因为这证明那时我胆儿有多么小！
五十年代为防细菌战，北京不许养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时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时，常挨狗咬。那阵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门先躲开，老怕有恶犬从里头扑出来。1945 年在德国看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刑具时，对我最可怕的刑罚是用十八条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儿咬死。
那时出门还常遇到乞丐。一家大小饿肚皮，出来要点儿，本是值得同情的，可有些乞丐专靠恐怖方法恶化缘。在四牌楼一家铺子门前，我就见过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泥污的乞丐，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颗大钉子钉到门框上，不给或者不给够了，就不走。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脏来讹诈。他浑身泥猴儿似的紧紧跟在你身后。心狠的就偏不给，叫他跟下去，但一般总是快点儿打发掉了心净。可是这个走了，另一群又会跟上来。
另外还有变相乞丐，叫念喜歌儿的。听见哪家有点儿喜事，左不是新婚，孩子满月，要不就是老爷升官，少爷毕业，他们就打着竹板儿到门前念起喜歌了。也是不给赏钱不走，要是实在拿不到钱，还有改口念起殃歌儿来的呢。比方说，在办喜事的家门口念到：一进门来喜冲冲，先当裤子后当灯。完全是咒话。
比恶化缘更加可怕的，是过大车的。我就碰上过一回，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好几宿就睡不踏实。大车就是拉到天桥去执行枪毙的死囚车，是辆由两匹马拉的敞车。车沿上坐着三条好汉。一个个背上插着个招子，罪名上头还画着红圈儿。旁边是武装看守—— 也许就是刽子手。死囚大概为了壮壮胆，一路上大声唱着不三不四的二黄，走过饽饽铺或者饭馆子，就嚷着停下来，然后就要酒要肉要吃的，一边大嚼还一边儿唱。因为是活不了几个钟头的人了，所以要什么就给什么。
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的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拉不成。另外还有英国人办的保安队。穿便衣的是侦缉队，专抓人的。我就吃过他们的苦头。后来又添上戴红箍的宪兵。可是最凶的还是大兵（那时通称作丘八 ），因为他们腰 里挂着盒子炮。我永远忘不了去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碰上的那回大兵砸戏馆子。什么茶壶板凳全从楼上硬往池子里扔。带我去的亲戚是抱着在昨天的北京，半边天曾经历过怎样悲惨的岁月。
我跳窗户逃出的。打那儿，我就跟京戏绝了缘。
我说的这些都不出东城。那时候北京真正的黑世界在南城。1950年我采访妓女改造，才知道八大胡同是怎样一座人间地狱。我一直奇怪市妇联为什么不把那些材料整理一下，让现今的女青年们了解了解瞽目人图。在街头，有些自幼就双目残废的盲人，他们学习占卜、算八字，并弹唱词曲，以给人算命、测凶吉糊口。
五、行 当
每逢走过东四大街或北新桥，我总喜欢追忆一下五十年前那儿是个什么样子。就拿店铺来说，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行当根本消灭了，有的还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筑行当里专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来说，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当。五十年代我在火车上遇过一位年近七旬的劳模，他就是为修颐和园搭佛香阁的脚手架立的功。现在盖那么多大楼，这个工种准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儿有大楼盖呀。那时候干这一行的叫搭棚的。办红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阔人家院里就都搭起凉棚来了。
那可真是套本事！拉来几车杉篙、几车绳子和席，把式们上去用不了半天工夫，四合院就覆盖上了。下边你爱娶媳妇办丧事，随便。等办完事，那几位哥儿们又来了。噌噌噌爬上房用不了一个时辰又全拆光；杉篙、席和绳子，全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放回大车上拉走了。
整个被消灭的行业，大都同迷信有关系。比如香烛冥纸这一行。从北新桥到四牌楼，就有好几家。那时候一年到头，香没完没了的烧，平常在家里烧，初一、十五上庙里烧。腊月二十三祭灶烧，八月十五供兔儿爷烧。一到清明，家家更得买点子冥纸。一张白纸凿上几个窟窿，就成制钱啦。金纸银纸糊成元宝形，死人拿到更阔气了。还有钞票：上面印着酆都银行，多少圆的都有。拿到坟上去烧，一边儿烧，一边儿哭天号地。等腊月祭灶，就更热闹了。为了贿赂灶王爷，让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烧个纸梯子，好像他根本没有上天的本事；并且要烧点子干豌豆，说是为了喂他的马。小时候祭完灶，我就赶快去灰烬里扒那烧糊了的豆子吃，味道美滋滋的。不过吃完了嘴巴两边甚至半个脸就全成炭人儿啦。
现在糊灯笼和糊风筝的高手是工艺美术家了。那时候，还有糊楼库的。这种铺子也到处都是。办丧事的，怕死人到阴间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发生困难，就糊点子纸房子纸车纸马，有的还糊几名纸仆人。
到七月盂兰节，就糊起法船来了，好让死人在阴间超渡苦海，早早到达西天。这些都先得用秫秸秆儿搭成架子，然后糊上各种颜色的纸。工一个比一个细，糊人糊马讲究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时候都一把火烧掉。有时候还专在马路当中去烧！
这就说到那时候办红白事来了。
先说结婚吧，那当然全由家里一手包办喽，新婚夫妇到了洞房才照面儿。订婚时，男方先往女方家里送鹅笼酒海。一挑挑的，那鹅一路上还从笼里伸出脖子来一声声地吼。作闺女的没出阁，就先得听几天鹅叫，越叫越心慌。女方呢，事先就一挑挑地往男家送嫁妆：从茶壶脸盆，铺盖衣服，掸瓶梳妆台到硬木家具。
那时候的交通警可不好当。娶亲的花轿，出殡的棺材，都专走马路当中。出殡的棺材起码也得八个杠——就是八个穿了蓝短褂的壮汉来抬。场面大的，棺材上还罩个大盖子，最多的到六十四人杠。
前面的执事还得占上半里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边的执事可热闹啦！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女家，女方还先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头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乐师吹这个奏那个。再说，明明是白天，执事里干么举着木灯？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显然是俘虏婚姻制的遗留。
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教务长梅贻琦先生结婚就特意用过花轿，新娘还是一位女教授。当时是活跃了校园的一桩趣事。丧事呢，也涉及不少行业。我那时最怕走过寿衣铺。那是专卖为装殓死人用的服装店。枕头两头绣着荷花，帽子上还嵌着颗珠子。
有段快板是说棺材铺的：打竹板的迈大步，一迈迈到棺材铺。棺材铺掌柜的本事好，做出棺材来一头大，一头小。装上人，跑不了。
那时候还有个行当，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干的，专靠替人哭鼻子来谋生，叫号丧的。马路上一过出殡的，棺材前头常有这么一帮子，一个个缩着脖，揣着手，一声声地哀号着，也算是事主的一种排场。
这些，比我再小上一二十岁的人必然也都看见过。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现在社会的进步，就表现在人不那愚昧了，因而浪费减少了。
可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我们，又还有哪些愚昧和浪费呢！
六、方 便
现在讲服务质量，说白了就是个把方便让给柜台里的，还是让给柜台外的问题（当然最好是里外兼顾 ）。这是个每天都碰到的问题。比方说，以前牛奶送到家门口，现在每天早晨要排队去领。去年还卖奶票呢，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来不及去取，奶票还可以留着用。现在改写本本了，而且过期作废，这下发奶的人省事了，取奶的人可就麻烦啦。
文革后期上干校之前，我跑过几趟废品站，把劫后剩余的一些够格儿的破烂，用自行车老远驮去。收购的人大概也猜出那时候上门去卖东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帮，所以就百般挑剔，这个不收，那个不要。气得我想扔到他门口，又觉得那太缺德，只好又驮回去。
以前收购废品的方式灵活多了，并不都是现钱交易。比方说，换洋取灯儿的就是用火柴来换破旧衣服和报纸。换盆儿的沿街敲着挑子上的新盆吆喊。主妇们可以用旧换新。有时候是两三个换一个，有时候再贴上点钱。如今倒好，家里存了不少啤酒瓶子，就是没地方收！
说起在北京吃馆子难，我就想起当年（包括五十年代 ）挑盒子菜的。谁家来了客人，到饭馆子言语一声，到时候就把点的菜装到两个笼屉里，由伙计给挑家来了。也可以把饭馆里的厨师请到家里来掌勺。那时候有钱就好办事。现在有时候苦恼的是：有钱照样也干着急。
我小时门口过的修理行业简直数不清。现在碟碗砸了，一扔了事。以前可不是。门口老过锔盆儿锔碗儿的，挑子两头各有一只小铜锣，旁边拴着小锤儿，走起来就奏出细小的叮当响声。这种人本事可大啦。随你把盆碗摔得多么碎，他都能一块块地给对上，并且用黏料粘好，然后拉着弓子就把它锔上啦。每逢看到考古人员拼补出土文物时，我就想，这正是锔盆儿锔碗儿的拿手本领。
有一回我跟一位同学和他母亲去东四牌楼东 祥买布。同去的还有他的小弟，才三岁。掌柜的把我们迎进布铺之后，伙计就把那小弟弟抱上楼去玩了。买完布，我们上楼一看，店里有个小徒弟正陪着那小弟弟玩火车哪。原来楼上有各种玩具，都 是 为 小 顾 客 准 备的。掌柜的想得多周到！这么一来，大人就可以安心去挑选布料啦。
去年我在德国参观一家市立图书馆。走进一间大屋子，里面 全 是 三 五 岁 的 娃娃，一个个捧着本画儿书在乱翻。一问，原来主妇们带娃娃来看书，可以把孩子暂时撂在那里同旁的娃娃玩，有专人照看。
日的北京老胡同人家，仍带给你往昔岁月的畅想。
这样，还早早地就培养起孩子们对书的爱好。想得有多妙！当时我就想起了东 祥来。
现在搬个家可难啦。有机关的还可以借辆卡车，来几位战友儿帮忙。没机关的可就苦啦。以前有专门包搬家的。包，就是事先估好了一共需要多少钱；另外，包也就是保你样样安全运到。家主只在新居里指指点点：这张桌子摆这儿，床摆那儿。搬完了，连个花盆也砸不了。
那时候要是不怕费事，走远点儿可以按批发价钱买点儿便宜货。我就常蹬车去果子市买水果，比铺子里按零售价便宜多了，但稍有不慎也会每逢在国外看到跳蚤市场，我就想北京德胜门晓市。那是个专卖旧货的地方。据说有些东西是偷来的黑货。晓市天不亮就开张，所以容易销赃。我可在那儿上过几回当。一次买了双皮鞋，没花几个钱还擦得倍儿亮。可买回穿上没走两步，就裂口啦。原来裂缝儿是用浆糊或泥巴填平，然后擦上鞋油的！
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五十年代，巴金到北京，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他家那七十几架书（可能大都进了北图 ） 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的呢。
我希望有一天北京又有了旧书摊，就是那种不用介绍信，不必拿户口本就进得去的地方。
七、布局和街名
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