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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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 ），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在老北京的街头，可以看到摆开阵势唱大鼓的。有时，有钱人家也会叫他们去家里说书唱曲。
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慧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 ），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1926 年，我因参加 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 ）。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1946 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
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 1949 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 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 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勺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那人只好勉强屈了膝。他的祷辞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
倘若我有个灵魂。要是遇到那样的场合，我的祷文不会比那位怀疑论者更为肯定。
不。我所厌恶并反抗的，是强迫宗教以及为这种方式的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待条约。从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乃是学校里一些教内实权派对我的迫害。
还没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过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 的 一 位 远 房 姑 母。她比我们还穷，简直揭不开锅，就来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当然很不受待见。显而易 见， 她 一 住 进 来，又添了一张嘴，而且没个头。
忽然，一天半夜里她在炕上折腾了一番，便硬说是大狐仙附了体。于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涨了。她浑身好像镀了一层金。触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爷，那可担待不起！
她头上有了光晕。从此，什么可口的都尽着她吃——说是孝敬了大仙爷。她的残羹剩饭也成了可以除灾祛病的灵丹妙药。
在炕上，我挨着她睡。我没感到什么灵气，她的妖气却吓得我在被窝里直打哆嗦。大仙爷确实巩固并提高了老姑姑的身份地位，可却在我的幼小心坎上平添了一道黑影，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对我来说，强迫性宗教绝不始于基督教。这一点，我也曾披露过。我那位三堂兄毕业于蒙藏学校后，一直失业，生活潦倒不堪。于是，他就成了对各方神一概匍匐在地的人，而我也只好奉陪。一个无疑是个痞棍的乞丐，忽然躺到东直门外一座小土地庙的炕上，胡说是什么佛爷附了体。善男信女就为他烧香挂匾，很快浑身就有了灵光。三堂兄一听说，就带着我给这自封的佛爷去上供。我至今仍记得那座落在土丘上的小庙多么拥挤。烟火缭绕，罄声震耳。我们在庙后身一间小土屋里 谒 见 了 那 位 佛 爷 。他歪在土炕上，接受崇拜者的供奉。三堂兄递上带来的供物后，连忙跪下叩头。 佛 爷 像 个 白 痴，眼睛是半阖着的，嘴边还淌着涎水。他赏给三堂兄一牙咬过的苹果。三堂兄希罕得不得了，赶紧接过来，揣在怀里。我暗自庆幸他没要我同他分享。
我始终也瞧不出那些神 有什么灵验。然而我可跟着喝过不少香灰水——就是从香炉里捏一撮香灰，放在一碗水里。每次我都是捏着鼻子喝下去的。
去妙峰山那次，我瞅见了宗教残酷的一面。幸而我不曾碰见许愿跳山涧的。然而一路都是从山东或河南等省爬来的朝香者，膝盖磨破，骨头都露出来了。目睹他们那血肉模糊的惨状，幼小的我不禁纳闷： 佛不是为了保平安吗？怎么却先把自己糟踏成这个样子！这岂不像赌博：钱没赚到手，倒先赔一上笔吗？
那些年，逢初一十五，我都得跟在堂兄身后，在院子里朝东南西北四方三叩九拜。当时我出于无奈，敢怒而不敢言。三十年代忆起那情景，我曾发泄过怨气。如今再回顾此事，我才认识到那是当时一个失业青年在走投无路之际的一种绝望的挣扎。管它是耶是佛，以至任何神 ，只要能赏他一碗饭吃，谁他都肯拜。
最后给了饭碗的是基督教。凭他写的一笔好字，口齿又伶俐，他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谋到一个干事的职务。以前我怪他白天搞基督教，晚上拜佛，是两面派。现在我认识到，其实他拜的既不是耶稣，也不是如来佛，而是饭碗。
当时这又是个无法躲闪的问题。
我想，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了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然而我碰见的却比狐仙和佛爷强不了多少。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信之外，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什么事都得跪下来祈祷，向上帝请示。有一年夏季，安娜带我去内蒙卓资山。同行的都是她的美国朋友，一些传教士。一次我们要去附近的蒙古包玩一下，为首的一位临行前竟跪下来先向上帝请示了一番，随后才说：可以出发了。
使我更吃惊而且引起反感的是，在香河县小教堂的院子里看到的一次神召会的礼拜。几十个信徒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块砖。他们各自把头使劲往砖上撞，撞得鲜血淋漓，还狼嚎鬼叫，说是在讲万国方言。当时，我是去香河参加扫盲的。我们还在水月灯下演《睁眼瞎子》给老乡看。张珍（解放后任化工部长）扮演目不识丁的老妈妈，我扮演她的儿子。那时我曾想：神召会造成的危害，确实比文盲还要严重。
自然，当时传基督教也分不同的层次和对象。神召会好像只在乡间搞，救世军则在城市下层市民当中活动。它在北京的总部原址就是现在的首都剧院。它的编制仿照军队，入教手续着实简便。唱完圣诗，讲完道，就当场劝会众跪到台下去悔改。这样就算入了教。我在小说《皈依》里就写过菊子先悔了改，然后又来拉妞妞。
在这篇小说中，除了写到宗教可以提供饭碗（一个月六块现洋）之外，我还提及救世军的另一种吸引力：带彩图的福音书、洋鼓洋号以及教堂里花花绿绿的挂图。这些都会使缺乏文化生活的小姑娘妞妞兴奋起来。
四、真理大厅
七十年代初期，从咸宁干校回京之后，我一度蛰居在北京东北城一间门洞里（见《搬家史》）。出于怀旧和好奇，我曾骑车重访坐落在交道口大三条的那所开除过我的母校。当年上课用的西楼以及作为宿舍的北楼都还是老样子，操场上又盖起一座新楼。这家学校那时的英文名字译成中文就是真理大厅。
我没敢惊动司阍人，只站在大门外瞥了几眼。我作为工读生织过地毯的西楼顶层映入眼帘，我挤过羊奶的羊圈设在操场东头。我在那操场上蹦跳过。小时玩过的秋千和压板，如今已没有了踪影。我的小说《邮票》就是以北楼为背景的，只是大门前再也没有《邓山东》中所描述的那些摆摊卖吃食的了。
我们那个学校在大三条，而教堂则在二条。当年每次去做礼拜，都要穿过一个宽敞的院子。这个院子说得上是沙漠中一片绿洲。它纯粹是另一种格局，代表另一种生活水平。门并不大，然而十分厚实。院里矮松成行。我们总是沿着当中那条甬道走，出了大门，对面便是二条教堂。绿洲里那条甬道还分出几个叉路，通往一幢幢精致的双层住宅楼。每幢分别为矮篱围起，住宅旁各有座小花园。常见几个娇贵的金发碧眼囝囝，在中国保姆照拂下荡秋千或堆沙子玩。沙池旁还搭起葡萄架或藤萝架。隔着用雪白纱幔遮起的窗户，不时地传来钢琴或小提琴的演奏声。自然，每次路过，厨房里正煮着的可可或咖啡以及烤肉便香味扑鼻。
每个星期我起码得穿过这个大院子一次，而每次心里总冒出个疑问：倘若真有上帝，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何以白皮肤的过一种生活，黄皮肤的就得过另一种生活？
《落日》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绿洲里。那不是虚构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如此，我对那绿洲更加反感了。
我半工半读过的那个学校，属于长老会。长老是基督教加尔文宗的教会，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所以这么称呼。长老一般均由教龄最长、在教会中影响最大的教友担任。长老中间固然也有真信教的，但是凭资格——甚至由于有靠山而当上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大都是原教旨主义者，绝不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圣经》，更不容提出疑窦，否则就会被扣上异端、叛教等大帽子。其实，那些长老对《圣经》就个个坚信不疑吗？也未必，然而维护原教旨同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威完全是一致的。一旦原教旨动摇了，长老们的威望和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苗头，他们必狠狠制裁。所以，凡是教会所办的设施（首先是学校，其次是医院 ），都必须矢忠于原教旨。
教会学校的实权——首先是财权和用人大权，当然都掌握在外国牧师手里。校内具体的行政职务（如教务、斋务等 ），一古脑儿由教内骨干担任。授课的教员则多由教外聘请。
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差别：教内的骨干捧的实际上是只铁饭碗。只要他们准时去做礼拜，祈祷时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不时地在嘴边挂上几句福音，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教外的老师则除了教书本事，别无靠山。他们下课就走掉，从不同人勾勾搭搭。
我经常怀念当年一位名叫李茂青的国文老师。他走路方方正正，总是身穿蓝袍青马褂来上课。卷子判得非常认真仔细，并且时常在卷末写上长长的一段话，鼓励学生上进。他判的几本作文，我一直保存下来，毁于文革。从他的批语中，我受过启发，也感到温暖。
还有一位教地理的贾老师。我在《两位老师》一文中提到过他。那时我们用的代数课本是一位名叫温德华的洋人编的。一天，在上学途中躲闪惊马，我把代数课本弄丢了。教代数的老师是位性子暴躁的麻子，动不动就打板子。他曾打折过一条板子。挨板子的同学正庆幸，他却马上又抽出一条。我怕因丢课本而挨他的打，就用那个月一半的饭费补买了一本，并同管伙食的人说好，我只吃早晚两顿。大家吃午饭时，我在篮球场上投篮。
那个中午，贾老师吃得很快，老早走出饭厅。瞧见我在投篮，就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刚巧过来一个同学，向他泄了底。老师马上替我补上半个月的饭费——记得是一块五毛钱，非要我吃足三顿饭。
教外的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