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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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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佩芬脸上就有一副要哭的表情:“还好,还好,没有伤着哪里,就是,就是,中队长,我真的干不了浇园的活”
  我说:“这事大队部研究过了,打算让你先去工场做鞋。”
  “哦!谢谢中队长。”梁佩芬轻轻叹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像残烛爆出的火星,倏地就熄灭了。
  还是章副大队长的主意呢。”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么一句,自己也莫名其妙。
  梁佩芬又轻轻“哦”了一声。我想她显然能够想到,在关键时刻,章彬彬还是很念旧情的。
  这么东拉西扯跟梁佩芬聊了一会儿,我突然问起前些天晚上,她怎么会和吕金妹、关飞鸾打起来?要她说一说事情的全过程。
  我看见梁佩芬有些惊惶,但很快镇定下来。她说,那天半夜,的确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下床的时候,踩了她的胳膊,她给了吕金妹一巴掌,她们就打起来了。后来,关飞鸾来拉架,三个人就打成一团。
  我盯着梁佩芬拉过双眼皮的眼睛:“事情真这么简单?”
  梁佩芬的眼睛只顾盯着双膝之间那块地面:“真的就这么简单。”
  我虎地一下把脸板了起来:“梁佩芬,吕金妹、关飞鸾这两个家伙在背后是搞了许多名堂的,你们同号房的人已经向我反映了许多材料,你是受她们欺负的人,倒为她们打掩护,这可不好啊!”
  梁佩芬的眼神有些紧张了,佯装竭力回忆的样子,默了一会儿神儿,还是说:“报告中队长,我真的想不起来吕金妹和关飞鸾还有些啥越轨违规行为,她们俩呀,可能是年龄小一点,文化低一点,整天就爱吃个零嘴,嗑嗑瓜子,嚼嚼泡泡糖,有时还捡个香烟屁股偷偷的吸两口别的,中队长,我还真的没看出她们藏着掖着什么大事。”
  我有些失望,吃个零嘴能吃出什么“地下小团伙”来吗?看样子从梁佩芬嘴里也是掏不出什么材料的。
  一连审了好几个女犯,也没能查出女犯“斗殴”的内幕。没有办法,我只好如实向洪月娥汇报。
  洪月娥还是不甘罢休,果决地摇头:“不,不!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两个女犯联手打一个女犯,其中能没有名堂?我的研究生,千万别冒傻气了,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洪月娥还给我讲了好几起她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故:早些年有几个女犯结成地下团伙,暗地里把同号房的同改都治得服服帖帖的,得把她们当老爷一样来侍候;更早十多年,这里还是男犯女犯同监的时候,有几个男犯结成地下团伙,下大田干活的时候,硬是把看守干警按在田里溺死,而后越狱逃亡。
  洪月娥讲故事的本领不赖,把罪犯行凶报复的情节渲染得淋漓尽致,直说得我背脊上的汗毛悚然直竖。此后好些天,我常常心神不宁,进果园看管女犯干活的时候,也有意离吕金妹、关飞鸾远点儿,深怕她们会联手把我推下水渠活活地溺死。

  梁佩芬——
  万幸万幸,进果园下大田干重活的事终于把我免了,从今天起,中队长叫我下车间做鞋。
  清水潭女监大楼的建筑设计很科学。每层大楼有三千来平方,东头两千多平方是号房、阅览室、娱乐室、盥洗室等等,是女犯的生活区;西头六七百平方,是每个大队女犯劳动的工场。
  有纺织车间、刺绣车间、工艺品车间、缝衣车间、织袜车间等等。五大队有一间制鞋车间。女犯不要出“半月楼”大门,出了生活区铁门,跨进生产区铁门,就是劳动改造的场所。但女监并非独立办厂,每个大队都与社会上的企业联营合作。外头的企业供料包销,女监组织女犯们加工制作。
  十来年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得意地说起创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情况。他说,省里拨了五百万元专款建这座女监大楼。在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足见省委省府对监管工作的重视了。但是,有一副菩萨心肠的父亲,总想尽量把女监大楼建得宽敞些,舒适些,那区区五百万不能不捉襟见肘。有将近一年时间,我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老是忙忙碌碌,不是跑计委、建委和建筑设计院,就是驱车几千上万里,跑遍全省的劳改农场,动员他的部下慷慨解囊,多多少少都要给女监掏出一笔捐助款。我妈说,为了建这幢女监大楼,我爸整整掉了十斤肉,他的高血压就是那一年加剧的,他的冠心病就是那一年发现的真是想不到呀,我却进了父亲亲手创建的这座女子监狱!父亲啊,您难道早在冥冥中就预见到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儿要来这里蹲号子吗?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看着女儿我在铁窗里受着熬煎,心里将是什么滋味?
  吃过早饭,中队长领着我跨进制鞋车间。这里的景象,我也有些熟悉,今年“三八节”我来参观过。只见一百多名女犯,一排一排坐在小矮凳上,不出声儿地忙着手中的活。有的剪裁鞋面,有的黏贴鞋面,有的在鞋帮上钻眼儿,有的胶合鞋底一道道工序排成一条长长的流水线。除剪子、锥子和缝鞋机的嚓嚓声响,几乎听不到女犯说话。她们都埋头干活,脸色灰暗,谁对谁都好像素不相识,谁对谁都仿佛漠不关心。我一踏进车间,置身于女犯群体之中,从令人窒息的空气里,一下子就嗅到了一种羞辱的、负罪的气息。
  中队长把我领到一张小矮凳跟前,说:“梁佩芬,呶,这就是你的生产岗位。”
  我坐了下来,面前有一张只有小课桌一半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剪刀、胶水、刷子等等物件,是我的全套生产工具。我正要动手干活,洪大队长陪着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喂,全体服刑人员注意啦!大家停一停,余科长有事交待。”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大队跟西源市兴隆鞋业公司联营。他们供料包销,我们加工制作。那个余科长就是兴隆公司派驻我们女监的全权代表。这家伙个头特高,至少一米八几,穿一套低档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袖子一高一低挽着,腰间的皮带上,一边别着BP机,一边挂着大哥大,一副墨水不多油水很足的生意人派头。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条又深又长的伤疤,像在耳根旁爬着一条浅褐色的毛毛虫,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余科长站在一张高凳上对大家讲话,无非是兴隆公司出产的皮鞋、运动鞋、登山鞋、休闲鞋已经是西源市一大品牌,在省内外销路非常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要姐妹们手头更加勤快,同时又注意质量,讲究技术,节省材料,云云。我几乎把头埋在工作台上,没几句话听进耳朵。我怕余科长认出了我。这是我入监后极其敏感的一块心病,凡是外人来女监参观或联系工作,我都尽量躲着。我知道西源市几乎没有谁不认识我。这都怪那些宣传部门爱抬轿子的人干的好事,说是为了突出头头们的政绩,要做到“天天报上有名字,夜夜电视有形象,时时广播有声音”,我是被人当猴子在公众面前耍了多年的人物,以往还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成了罪人可是躲也没处躲了。
  我心里正忐忑不安,那个余科长讲完了话,让洪大队长陪着,下到一道道流水线“视察”。他们一张一张工作台看过来,我把头埋得更低了,装着专心干活的样子,巴望他们快快从我背后走过去。可是,那个余科长却偏偏在我背后停下来。
  一个底气很足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是新来的吧?”
  我连忙点点头。
  洪月娥在我身后厉声喝道:“梁佩芬,‘58条’呢,忘光了?”
  我连忙站起来。
  余科长说:“哟,不是梁市长么?”
  我不知如何作答,笔直站着,像一只被突然从笼子里拎出来示众的猴子,浑身一阵阵觳觫。
  “你别紧张,我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像全国人民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中央领导一样,西源市市民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我们的父母官!当然,你们高高在上,不认识我,可我们还能不认识你?”余科长说得温和又诙谐,把女犯们逗得轻声笑起来。“真没想到呀,你会进了这样的地方。太为难你了!你没干过这活,就多问问老姐妹们吧,她们干了多年,都能当你的师傅。”
  洪大队长指着我的邻座谢芳说:“梁佩芬,你就拜谢芳做师傅吧,开头宁可慢一点,要保证质量,糟踏了材料,我们可赔不起!”
  我只管低头听着,没敢吭声。洪月娥就骂我哑巴,我才连连称是。这也是“58条”铁的规定,犯人不仅在管教面前,而且在所有自由公民面前,都是低人一等,都得毕恭毕敬给他们回话。
  余科长和大队长说完,又到别的女犯跟前指指点点。往后,我在车间里能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看来他们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总负责。
  余科长走后,邻座谢芳就来教我干活。我们是同一号房的同改,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我想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章彬彬有意给我安排的吧。前些日子,我恨章彬彬真是毫无道理,她能关照我的不是都在暗地里关照我吗?
  最初的活计,谢芳手把手教我。她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活非常简单。呶,把两张小羊皮鞋面重迭在一起,糊上强力胶,抚平,压实,觉得已经黏牢了,就行了。你试试看,一眨眼就能学会的。”
  这活的确太简单了,我从流水线上一个工序,抱来一大捆已经剪裁好的猪腰形的鞣羊皮,刷上一层强力黏胶剂,再把两片小羊皮重迭胶合在一起,压压平,再送到下一工序去钻孔眼,这活就算完成了。
  我开始独立操作。我打开一瓶强力黏胶剂,一股怪异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反胃得几乎呕吐。我想,要有一只口罩就好了!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视察过一些鞋厂,女工们向我反映过,说这类黏胶剂的化学气体,对人体极其有害,做过几年运动鞋的女工,连孩子都怀不上。我左顾右盼,见前前后后的同改们都没有戴口罩,便打消了这个奢望。我想决不是女犯们不知道这种化学气体有害,关键的关键,是戴上口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瓶盖一打开,那种化学气体自然要散发出来,自然要充满整个车间,你戴上口罩又有啥用呢?只能徒然挡住你的口腔鼻孔而让你呼吸不便罢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我掌握不了涂抹黏胶剂的技术。涂多了,浪费原料,一瓶黏胶剂要黏合五十来双鞋面,这是规定好的,浪费了原料,女犯就得挨剋;涂少了吧,又黏合不牢,质检员要叫你返工。更难的,是用刷子怎么也刷不均匀,我常常要用手指帮忙,事实上,许多同改干脆只用手指。我又左顾右盼,看见同改们那些正在忙碌的手,原来白嫩的纤细的女性的手,已经变得焦黄而粗糙,像老树根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又忽发奇想,问邻座的谢芳:“喂,我说,要是戴上一副塑胶手套,不就能保护大家的手了吗?”
  谢芳凄然一笑:“早先大队都给女犯们发过塑胶手套的,但是同改们只戴一两天,都不愿戴了。”
  “为什么?”
  谢芳说:“戴上手套,手指对鞣皮鞋面的触觉就迟钝多了,干起活来不够利索。不信你试试看,强力胶涂多涂少,全凭十个手指的感觉。”
  我还是大惑不解:“同改们难道还盼着多干活多挣钱?”
  “干得好,当然能多拿奖金,但不多,一个季度也就是几十元吧!我们的剩余价值,”谢芳这个经济学硕士,为在这样的场所说出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仿佛是一种卖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停了片刻,她才接着说,“对,是剩余价值,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会更明白一点。对,是我们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归了公,大队只抽点零头儿给大家发奖金,每月能够买点零用品。所以,挣钱不是第一位;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记分,分数比钱更值钱。因为干活的分数积累起来,说明你改造得好,可以减刑。明白吗,减一年刑,就意味着早一年出狱,早一年获得自由,谁还敢掉以轻心!”
  哦,我算明白了!下车间之前,中队长曾向我仔细讲解过《罪犯改造表现考核百分制》的奖惩规定,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百分制”可是一条比电警棍厉害得多的鞭子,它时时都抽打得女犯们像陀螺似的打转转。我抬头把车间扫了一眼,见同改们干活都非常认真,百多双女性的手,在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翻动。有人想上厕所,都小跑成一溜烟,来去匆匆,分秒必争。几乎没有一个女犯敢偷懒耍滑磨洋工。
  “分数比钱更值钱”,这话真是太精辟了!我很快得出一个公式:
  干活+忏悔(认罪)=分数=减刑=出狱=自由。
  看看,犯人能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吗?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比金钱宝贵千万倍。自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当你拥有自由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像人没有了空气,就比你生命的终止还要可怕!
  这样想着,我像所有女犯一样,沾满了强力胶的十个手指,在工作台上神经质似的飞快动弹起来。

  任思嘉——
  大队长要我在我们中队查出一个“地下小团伙”,我却迟迟找不到一点线索。今天是星期天,女犯都在号房里歇着,我想去把关飞鸾再找来谈谈。
  我跨进9号号房时,看见有几个女犯坐在桌前写家信,谢芳靠在床角落里背英语单词,吕金妹和另三个女犯在甩老K,各人下巴都贴着好几溜纸条。这些囚犯入狱前都是赌博成瘾的,在号房里允许打扑克,但是不准赌钱,她们只好用贴条子、钻桌子这种游戏寻找点刺激。正在打牌的女犯见我走进来,全都不好意思地起立。我说,“玩你们的吧,只是决不准赌钱啊!”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我们哪敢呀,也就是给输家添两撇胡子逗逗乐!”
  吕金妹很可能是个老赌棍,我从来没见过她甩老K失利过,这会儿下巴仍是光光的,没有一张纸条,所以她很有几分得意。
  关飞鸾也是个老“赌客”,号房里只要有牌局,哪回都少不了她。
  今天却怪了,她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算冷的秋天,身上却焐着一条大被子。我走到她床前问道:
  “关飞鸾,你怎么啦?”
  关飞鸾有气无力地回道:“报告中队长,我快死啦!”
  她说着就想坐起来,我制止了她:“别胡说八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带你到医疗所看看吧。”
  “不、不!”关飞鸾惊恐万状地叫着:“我坚决不去,谁也看不好我的病。”
  我把她的被子掀开一角,一股霉豆豉一样的气味冲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嗬,好家伙,她病得真不轻:脸色煞白煞白,上额、下巴和脖子上长出一串一串紫葡萄似的水痘,胳膊上还有黄豆似的浓疮。她呼吸好像有些困难,气也出不均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双唇一撇一撇的,像一头抛到岸上的鱼。
  我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你得马上跟我去医务所!”
  关飞鸾扯过被角把自己焐得更紧些:“不、不!我哪也不去,医务所治不好我的病。”
  我无计可施,就准备去监狱医务所找医生。我走到走廊上,吕金妹悄悄跟了出来,在我后面叫住了我:
  “报告中队长,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吕金妹非常生动地向我描述关飞鸾发病的情况。她说关飞鸾是吸毒的老毛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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