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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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记者，在五大队号房、生产车间转了一圈，然后是个别采访，然后是开会采访，把关飞鸾、吕金妹、谢芳等都找了去，再然后由余科长陪同上馆子。我和王莹在私下里悄悄说，看来洪队这回要把我们三中队好好宣传宣传了。
过了两天，《西源晚报》上刊出一篇题为《“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我们中队几个干部都顾不上说话，只管闷头看这篇莫名其妙的报道。可笑可笑，实在可笑！报道把我们大队、中队的成绩都归功于洪月娥了，说洪月娥是十多年的老模范，如何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把罪犯管得伏伏帖帖，把生产管得井井有条。有了她这个“铁拳头”，多流气多顽固的女犯，如关飞鸾、吕金妹等，都不敢乱说乱动，五大队就成为先进大队。云云。
看完这篇报道，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说：“好呵，我们洪队也知道包装自己了。”
王莹用酸酸的口气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人说，三分货七分装。吃的要包装，穿的要包装，连卫生巾也要包装，有的假药包装得比真药更讲究！”
王莹和我一样，这一年多在女监待下来，对洪队许多作风是愈来愈看不惯了。她是个直性子的姑娘，有时发起牢骚来比我还厉害。
董雪却一声不吭。明哲保身、安分守己就是她的信条。她对大队长不敢说个“不”字。
我故意问董雪：“喂，小董，你看呢？这篇报道怎么样？”
董雪支支吾吾的：“你说的是写洪队那篇报道吗，我还没认真看呢，不过，写写洪队也没啥不可以，她是我们大队长，又是老模范！”
王莹说：“吹一吹也没啥关系，但是也吹得太离谱了，许多事根本不是她做的么！像关飞鸾和吕金妹的转变，章副和小任付出多少心血呀，跟洪队一点不沾边。”
我说：“也不止是写谁宣传谁的事，更重要的是，宣传洪队那套过时的东西，跟现在的监狱管理改革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王莹说：“对对对！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再按洪队那一套来做，我们女监只能倒退，甭想进步。”
我们说话的时候，董雪不时抬头朝办公室门外张望。我知道，她深怕这时洪月娥闯进来，或是别的干部走进来。小小的年纪，复杂的社会已经教会她怎样保护自己，就像大自然许多弱小的生物借用保护色来保护自己一样。董雪看在这里待着有些尴尬，索性下车间去了。
办公室只有我和王莹，又坐在前后桌，谈话就更方便而且无所顾忌了。
王莹说：“怪了，洪队是个粗人，她竟变得很有心计，懂得怎样包装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看这都是那个余科长策划的。你没看到那个余科长陪着记者忙来忙去的？”
话题接着就转到那个余科长。王莹耸一耸鼻子说：“洪队在工作上是那么马列，那么死板，嘻，可在私生活上，却是挺开放的，你看她跟那个余科长，朋友不像朋友，情人不像情人，让人看着腻透了！”
我说：“这在北京、上海倒是很流行的，两个男女住在一起，旁人都视而不见。用现代话语来说，叫自愿同居，叫性伙伴，想合就合，想散就散，挺方便的。”
王莹压低嗓门说：“哎，小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梁佩芬突然患了肝病，而且能顺利办妥保外就医手续，你说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我说：“这事我也一直很纳闷。可梁佩芬去医院检查，是我和洪队陪着去的，看样子梁佩芬还真是有病，医生说得很可怕，从我经手的全过程，看不出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王莹说：“我看这事，很可能和洪队有牵连。”
我吃了一惊，憋着嗓门问：“哦，你有什么根据？”
王莹神秘兮兮说：“你没有注意到吧，最近洪队可是变了个人：她那块戴了十几年的上海表淘汰了，换上一块浪琴金表，少说要上千块钱；她从来不穿金戴银的，咳，最近左手的无名指上，突然又多了一颗大钻戒，没有大几千绝对下不来；再说穿着吧，过去的洪队，除了警服还是警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时装的，嘿，现在你看吧，节假日，她和余科长挽着胳膊逛大街，穿戴的那个摩登呀，都快赶上大歌星了！还有，昨天我又看见有人往她家抬进一台大彩电，至少也得两三千小任，你算算看，光大家看得见的这几笔大用项，就得上万块呀！洪队如果没有第二渠道、第三渠道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她能这么阔绰，砍了我的脑袋也不信！”
听王莹这么一分析，我心里也亮堂多了。可我还是叮嘱王莹不要信口开河，说不定这些都是她的老情人余科长进贡的定情礼物呢。
接着，我又把话题扯到那篇报道上去。我说：“那篇报道不仅仅是虚假，更重要的是思路太旧，观念老化。都什么年代了，还是‘铁拳头’、‘铁拳头’的，这就关系到监狱管理工作的方针，到底是立足于教育、改造、挽救呢，还是单纯的惩罚、打击和专政？我说王莹，你琢磨琢磨，我这话对不对？”
王莹是个思想敏锐的姑娘，我的很多想法总是跟她一拍即合。她说：“小任，你说的太对了，章副的心思，是重在教育，重在挽救；洪队的心思，只是停留在把犯人管死治服。”
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我们的思路已经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了。王莹说：“我们的洪队呀，老是‘铁拳头’、‘铁拳头’的，真是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对女犯们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没有一点儿感觉了。”
“对了！你这话让我想起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接触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
王莹就笑起来：“哈哈，你说得太有意思了！我们洪队，就是一个在后院屠宰场里待久了却看不见血的农民。”
我又说：“是的，严格地说，我们洪队只配当一名牧羊犬，她的任务只是看牲口。而章副却是一名好管教，她总是一心一意想着把那些罪孽深重的女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们正聊到这里，看见章彬彬走了进来，连忙把话打住。
我和王莹都高兴地叫起来：“章副回来啦！逛了一趟省城，有啥好听的，快给我们说说。”
章彬彬说：“在省城七天，开了六天会，哪儿也没去，能给你们胡诌些啥呀！小零食倒是捎了些来，让你们解解馋吧！”
章彬彬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包包加应子、蜜饯、烤扁橄榄，让我们吃得满口生津，满嘴留香。
章彬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正议论些啥呀，两个人都神秘兮兮的。”
我把那张《西源晚报》推到章彬彬跟前，说：“章副，就是谈论这篇奇文，你看看吧！”
章彬彬把那篇《“铁拳头”重显神威》过了过目，笑而不语。
我问她有何高见。章彬彬笑笑说：“有啥意见？表扬我们大队呗，总是好事。”
王莹说：“章副，你真有涵养，这哪是表扬我们大队，是给洪队一人脸上贴金，你还说好事！”
我也禁不住要表达我的义愤。我说：“章副呀，你难道看不出这文章的观点有问题？”
章彬彬想了想说：“事情总是那么些事情，就在你怎么看。
可能是记者站的角度不同，就弄出这样的报道。”
我说：“章副，你修养高，总能委曲求全；我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找洪队理论理论。”
“别，别，别！”章彬彬急了，深怕闹出什么乱子。“这怎么行？上回关飞鸾写了那篇文章，洪队把我狠狠批了一通；现在，记者写了这篇报道，你们又去把洪队批一通，人家不要说我打击报复吗？再说，这么搞来搞去，我们还要不要工作？”
嗐，我不想继续争辩了。章彬彬这人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的，对同事间的矛盾却总是一再忍让，息事宁人。这也许是中国许多“好干部”的一种风格。你去学雷锋吧，不计名利吧，自有人敢争敢闹，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而且他们屡屡得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谦谦君子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是，辩证法又恰恰证明，矛盾暂时的妥协往往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种酝酿。过了些时候，章彬彬和洪月娥终于发生一次互不相让的冲突，甚至一步一步走向动刀动枪的生死相搏。
任思嘉——
洪章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是从讨论女监改革方案开始的。
前些日子，赵监狱长进京参加全国监狱管理工作会议，回来后召开干警大会传达。这次监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号召全国监管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全国监狱建设成现代文明的监狱。
赵监狱长那个报告作得很有鼓动性，她说，监狱的高墙铁窗是囚禁罪犯的，可是，这狭小的天地也的确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少跟外界联系，很少跟外界接触，我们脑子里肯定有许多条条框框。我们女监的管教工作，从硬件到软件都有许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地方，大家应当解放思想，提出种种方案，通过试点，凡是实践证明是科学而有效的经验，都要逐步加以推广。
女监总部要求各个大队都要拿出一个改革方案。大队长洪月娥因为文化太低，既不爱动脑，又不能动笔头。她对章彬彬说：
“章副，这事还是你去捣鼓吧，你看车间生产太忙，我是腾不出手的。”
洪月娥是那种很有权力欲的女人。她抓住五大队的大权不放，但一有挠头事儿，又总说“车间生产太忙”。“生产”成了她最好的盾牌。
章彬彬也乐得洪月娥不来搅和，就说：“我一个人哪有那能耐？这样吧，叫任思嘉帮我参谋参谋，她是警官大学的研究生，见多识广，我们一起弄个初稿，然后交给你拍板，你说行吗？”
洪月娥点了头。
章彬彬和我动手起草五大队的改革方案。章姐接受这个任务时情绪甚是兴奋。她说：“小任，我在监狱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像骡子推磨似的，只知道沿着现成的老磨道打转转。你知道，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干警的一举一动，都得按老规矩办；谁敢越雷池一步，都会被指责为立场问题，都会被说成离经叛道。现在好了，中央发话了，要我们大胆改革。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的管教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你呢，在警官大学学了七年，观念新，见识广，咱们来个优化组合，一定能把这个方案搞好的。”
我们关起门来扯了一整天，把方案的主要条款拉出来。至于文字起草，章姐全权交给了我。我上中学时就在少年报上发表过散文，上大学时发表过小说，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更是宏篇大论，长达十来万字。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我不算难事儿。但是，起草这份大队管理改革方案，我感到肩上的责任特别沉重。关严了房门，我沉思默想了许久，直至夜深人静，我才沐浴更衣，怀着敬神礼佛一样的虔诚，开始起草这份神圣的文字。
我提笔凝思，进入一种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极佳状态。我是否想起我国远古时代“画地为牢”的典故？是否想起历代诏狱的种种酷刑？是否想起我当过“右派”的父亲在出狱多少年后，还常常梦见狱中的生活而大叫大喊从噩梦中惊醒？是否想起洪月娥常常挥舞电警棍炸裂开的电火花？是否想起女犯亲属前来探监时投向管教们的祈求的眼神？这些，我也许都想过，也许什么也没想。但是我清楚记得，我想起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给研究生授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监狱，不仅仅是专政的机关，还是文明的窗口，人权的窗口。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学者对我国的监狱感兴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看到我国文明和人权的总体状况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监狱警察的工作如果仅仅停留在看管和惩罚罪犯，只要一般的武警战士就能胜任，因为我们手中有铁窗、高墙、电网、手铐、电警棍和手枪等等和极其完备的强制机制，纵然囚禁着一群豺狼虎豹，也是不易逃脱的。然而，如果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那就得挑选一些既懂法律又懂教育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材，他们应当是‘特殊的园丁’，能够让许多受过污染的心灵得到拯救，日后回归社会能够成为有用之材。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打击罪犯时是一个勇敢、强悍、大无畏的民族，而且在对待俘虏和改造罪犯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出仁慈、宽容、博爱和生命关怀的伟大民族。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才是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莫大的光荣！”
我是何等幸运呀，跨出校门不久，我就有机会参与推动清水潭女监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怀着创作的激情写下这份方案的三千余言。就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作曲家倾泻喷泉一样的华彩音符谱写一部交响乐，这份表面上看来非常枯燥的改革方案的背后，也有一条流淌着我的生命激情的河流。
熬了个通宵，方案草拟好了，章彬彬看了非常满意。可洪月娥一看就拉长了脸。她想了半天说：“嗯，这个方案的确有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真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听了心里窃喜，想我们的头儿也终于变开明了。但洪队话锋一转，又提出个问题：
“可是，可是，如果都按这个方案去改，会不会乱了套？”
章彬彬诚恳请教：“洪队，请说得具体一点，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再斟酌斟酌。”
洪月娥就一、二、三、四提出一大堆意见。
章彬彬这回可不肯轻易让步了，也拉下脸来说：“洪队，这个方案是我和小任花了好几天才搞出来的，总不能由你一句话就给毙了吧！行，还是不行，总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建议开个大会来议一议。整个不行，就推倒重来；基础还行，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章彬彬说得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洪月娥自然不好反对。
这天上午，五大队二十多名干警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和章彬彬作了充分准备，把稿子打印了二十多份，人手一册，分发给大家认真阅读。依我看，这个方案在于部中引起的震动，如果比不上七级地震，至少也是刮了一次十级台风。比如，严禁干部打骂囚犯、严禁干部接受罪犯家属请吃送礼、罪犯有了错误应耐心教育、反对单纯体罚，等等，这些关于干警的素质要求，过去许多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不算新鲜，有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却也不至于公然反对。关于罪犯管理部分，却大大地扩大了罪犯在狱中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建议在每个大队设一部亲情电话，只要罪犯在当月没有犯重大错误，允许罪犯在管教干部监视下给直系亲属通话十五分钟（话费由亲属支付）；又比如，建议对于轻刑犯和刑期已经过半的重刑犯，凡有未成年子女和配偶者，在其表现良好又确实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提出申请，经大队和监狱总部审批，一个季度内，可酌情安排在监狱招待所内团聚一昼夜（住宿费由罪犯家属支付）；再比如，罪犯一律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学习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