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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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没，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公元1515年生，1587年卒。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品人录：雍正
一、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正以前并无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急病？为什么所有的史书，对其病因、病情、病状和病名都一字不提？
看来，雍正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雍正确实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来历不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病逝于畅春园。他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也留下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生前没有明说，只是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对此，朝臣们多有猜测，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坚固可托”的人，竟会是四阿哥雍亲王胤禛。
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原本很多。
按照多子多福的观念，康熙福气不小。他前前后后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除掉早夭不叙齿（排行）的十一个，中途夭折的四个，也还有二十个。
当然的下任皇帝原本是允礽。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儿子，也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皇后生下允礽就命丧黄泉，允礽则在出生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就按照汉族王朝的传统礼法被立为太子，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第一次被废，整整当了三十三年太子。时间这么长，当然要出问题。一是他的性格变得乖张、残忍、贪婪、刚愎、骄奢淫逸，暴戾不仁；二是他对没完没了地当太子，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而且对康熙形成了威胁。
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康熙出巡塞外，发现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转悠，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其锁拿，并宣布废掉了这个太子。
太子被废，储位空缺，多少有点资格的皇子都红了眼睛。其中，最迫不及待也跳得最高的是大阿哥允眩Ｋ衔热坏兆颖环希比桓昧⒊ぷ印Ｋ裕薏荒苤梅咸佑谒赖亍Ｔ实i被废，康熙派他看守，他便把允礽看得死死的。允眩孤蛲ㄒ桓雒晒爬锩邪秃焊衤〉氖┬形资酰贾渌捞印Ｓ谑牵滴跸铝罱恃｜革爵，严行圈禁，并称他为“乱臣贼子”，说他为“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允眩崞鹗吩易约旱慕牛用坏鄙希吹钩闪饲敉健�
康熙迫不及待地废黜太子，除势在必行外，多少也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在内。没想到鸡杀了，猴子却跳得更高。允眩约汗倘辉粜牟凰溃渌首拥囊靶母谴蟠蟮嘏蛘汀Ｕ饩腿每滴醮笊四越睢�
允禩的斗争策略是收买人心。
允禩在皇子中排行第八，爵位却不算高，是个贝勒。清制，皇子、皇孙的封爵凡四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贝勒只算三等。允禩人品出众，识量不凡，仪表端庄，风度儒雅，他又以仁爱自励，为人谦和有礼，倾心结交士人。于是，朝中大臣交口赞誉，说他“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
然而这个好人缘却害苦了他。
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废黜太子后，忽然又在十一月下令朝廷满汉大臣各自举荐太子，明令除大阿哥允眩猓罨首泳扇胙 ？滴趸贡硎荆蠹铱粗兴土⑺＝峁怀鏊希暗闷薄弊疃嗟氖窃识T。谁知康熙皇帝翻脸不认人，不但没有立允禩为太子，反而下令彻查是谁带头拥立允禩的。群臣开始还互相包庇，但哪里顶得住康熙的凌厉攻势？最后都查出来了：为首的是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次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此外还有王鸿绪等人。康熙毫不客气，将马齐夺职拘禁，其弟革退，责令王鸿绪退休。保举允禩的人，全都讨了个没趣。
现在看来，康熙此举，是有预谋的，目的则是引蛇出洞。看看允禩到底有多大势力多大能耐。康熙原本是喜欢允禩的，后来逐渐对允禩不满，尤其不满其收买人心。康熙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外，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这就使得一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康熙极为恼怒，甚至扬言谁再敢说允禩一个好字，“朕即斩之”，因为“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四阿哥胤禛在这次举荐太子的活动中得了多少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很少，也许没有。他明白自己现在还排不上号，也不愿意去当出头鸟，而其他野心勃勃的弟兄们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到诸王谋储时，胤禛便采取了低调的态度，不但不热衷，甚至不掺和。他很明白，自己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论嫡庶，他不如允礽；论长幼，他不如乃眩宦垩叮蝗缭熟恚宦廴送蝗缭识T。甚至论才干，他也未必比得上亲弟弟允禎。既然如此，争他做甚，不如坐山观虎斗，说不定可以坐收渔利。即便无利可图，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当允礽他们为夺嫡而忙得不可开交时，胤禛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俨然一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
胤禛的这种姿态很得康熙的欣赏。他表扬胤禛说，先前拘禁允礽时，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屡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却表示诚惶诚恐“不敢仰承”。他心里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过除太子外，也无人可保，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但这事又不能张扬，以免攻击太子的人反感。因此在康熙面前，极力否认自己保过太子。这样一来，他又得了个谦虚的美名。
因此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甚至在登极六十年大庆时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坟。胤禛能代父祭祖，可见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已很不轻。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是国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二、如此兄弟
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祐、允禩、允、允禟、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惟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禩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禵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禛。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