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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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七、谁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他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主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极为罕见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郑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先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履行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蓍《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太祖高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这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
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致”，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尤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记得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草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州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辱骂的这个皇帝，空间是昏君、暴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他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逼供逼出来的。但这些话空间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他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
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速写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领先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干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暴”、“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操切”之讥。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虐的暴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了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把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静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响。没有几个专制帝王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此类案件。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谁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把谁抓起来砍脑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脑袋之前，还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么尴尬事体，则三缄其口，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一点风都不让透出去。将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和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就是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