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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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
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
《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
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
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
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
《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
《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
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
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
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
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
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
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
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
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
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
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
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
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
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
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
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
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
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
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
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
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
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
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
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
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
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
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
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
於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
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
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
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
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识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
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
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
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於《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
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
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
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於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
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
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
（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
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
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徵事，但知
方圆求备而已也。
○书教下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
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
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
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
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
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
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
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
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
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
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
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
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
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
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
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
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
（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
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
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
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