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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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惼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
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
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
《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於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
《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於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
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
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
事穷於搜访，因於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
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
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於多闻阙疑之
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
类之书，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於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
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於盈寸之节略，排纂
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
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
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閒杂帖括
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讬滥收；或是当日名
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
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於近代之人，
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
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
为别裁阙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
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
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
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
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
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
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
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
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
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
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
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
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
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
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
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
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
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
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
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
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
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
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
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
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
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
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
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
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
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
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
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
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
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
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
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
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
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
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
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
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
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
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
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
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
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
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
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
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
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
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
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
《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
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
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
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
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
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
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
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
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
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
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
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
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
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
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
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
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
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
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
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
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
《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
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
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
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
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
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
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
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
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
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
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
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
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
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
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
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
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
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
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
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
也。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
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
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
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於《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
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
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
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於书，而非有意为文
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於是文人撰集，说议
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
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
於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
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
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
《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
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劄记，则宋人有志於学，而为返
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
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
结撰者，劄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
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於
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
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
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於是声诗之道，
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
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
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
选文至於诗赋，能不坠於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
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
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赋乃六义
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诗，於是以赋冠前，而诗歌
杂体，反附於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
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於别集。诗歌一
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