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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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牴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
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
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
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
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
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
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
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
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
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
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
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
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
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
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
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
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
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
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
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
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
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
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
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
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
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
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
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
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
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
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
《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
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
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
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
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
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
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
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
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
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
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
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
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
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
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
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
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
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
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
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
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
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
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
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
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
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
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
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
《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
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
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
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
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
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
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
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
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
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
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
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
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
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
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
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
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
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
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
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
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
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
“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
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
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
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
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
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
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
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
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
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
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
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
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
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
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
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
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
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
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
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
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
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
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
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
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
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
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
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
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
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
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
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
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
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
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
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
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
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
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
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
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
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
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
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
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
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
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今诸缙绅，磨勘月馀，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
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徵碑记一卷，
时代不按先后，诚然牴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
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
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徵则因先
已成卷，后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
严加诋诃，如塾师之於孺子，官长之於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
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
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
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徵《二圣祠记》，
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
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
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
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
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
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
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
徵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今签忽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