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4-正说元朝十五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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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丞相阿忽台也出身于蒙古族，但后来支持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估计是一位倾向于伊斯兰教或支持色目派大臣的人物。
元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任职两年以上者共有9人：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其中梁德珪为汉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7人均属于色目人。中书右丞、左丞任职两年以上者有5人：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为汉人，儒家派人物。琉璃釉道士像
（选自《图说北京史》）参知政事中任职两年以上者共10人，其中汉人6人，出身蒙古、色目族的共4人。
平章政事中不忽木虽然出身康里部，但其父燕真为忽必烈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信任。不忽木事太子真金于东宫，并师事名儒王恂、许衡，成为元初著名的汉法派大臣。虽然身为平章政事，却是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阿鲁浑萨理出身畏兀儿，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国语”。后来忽必烈令其“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主张“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忽必烈曾经“遣使求贤”，也是一位汉法派人物。赛典赤伯颜乃治理云南的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其主要特长是理财。但他曾经受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之托，向忽必烈提起确定皇位继承人一事，支持铁穆耳继承皇位，因此在平章政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汉人梁德珪、色目人八都马辛等负责朝廷财政，人称赛梁秉政。他们清理户籍，整顿税课，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多次劝止元成宗过分赏赐，对从经济方面坚持守成政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认为“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而“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政”。实际上仍可将其视为阿合马、桑哥之后回回理财的延续。
以上共计30人，其中核心人物6人，前朝旧臣11人，出身蒙古族者7至8人，出身色目族者10人左右，出身汉族者14人左右。蒙古、色目与汉人的比例大概是2∶3∶5。《元史》卷85《百官志》讲到元朝的任官原则：“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从元成宗时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看法：第一，当时朝廷的决策人物为蒙古族汉法派重臣，体现了“其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第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前朝老臣，体现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守成原则，说明元成宗时不仅制度政策未变，朝廷主要官员也未换，这应该是元成宗守成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色目官员位居第二，多为理财方面的官员。因此蔡美彪先生曾说：“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这一说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色目官员多为平章政事等重要的副职，似乎比汉人官员地位还高出一筹，它是忽必烈后期以来重用色目派官员、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政策的反映；第四，此时中书省已经没有南人任职，因此《百官志》所讲的“汉人、南人贰焉”已经不符合成宗朝官员任职的实际，而应该改为“色目、汉人贰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曾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成宗中书省人员的构成，则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从总体看，成宗时的中枢机构是忽必烈晚年班子的延续，它体现了蒙古族、色目人、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体现了汉法派、色目法派与蒙古“国法派”的协调，蒙古族汉法派重臣决策，色目人官员理财，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三族官员的联合专政（在地方政权中，汉人、南人自然仍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班子，也是一个体现了守成政治的班子。
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1）
“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王祯像
《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崇国寺《圣旨白话碑》
（选自《图说北京史》）“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身为学者师表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它说明在元成宗时期，儒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即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使其“悉为成德达材之士”。这些人才逐步进入元朝各级政权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这种守成政治、以德治国也带来了另一种消极作用，即姑息养奸、网漏吞舟，导致了官员队伍的日益腐败。据《成宗本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这说明，当时官吏贪污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元成宗一方面颁发诏书打击腐败，另一方面对于大臣的腐败现象却姑息包庇。比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为阿合马党羽，御史台弹劾其有“不法”行为，元成宗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据《史集》记载，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珍宝装饰品，名义上说将这些宝物卖给朝廷。其中书省大臣“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巴里失）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后来有人揭发，这批珍宝的实际价值不过30万巴里失，成宗“有旨重新估价”，“珍宝被估价为三十万巴里失。《岁数碑铭》（选自《图说北京史》）合罕下令把商人和旧货商人抓起来。他们招认曾给予每个异密若干钱。以此之故，异密和丞相们也被抓起来了”。这一巨大贪污受贿案涉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鲁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张斯立等，数额巨大，证据确凿，成宗不得不“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九月，“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左丞”。而那位有“不法”行为的阿里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也一起提拔为平章政事。南宋末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降元后负责元代海运，曾为南粮北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二人也因此成为巨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自然会采取行贿的手段。“监察御史杜肯构等言太傅、右丞相完泽受朱清、张瑄贿赂事，不报”。此次受贿案直接涉及到朝廷的首席大臣完泽，元成宗干脆来了一个不闻不问。总之，元成宗对朝廷重臣的贪污受贿、政治腐败行为基本上采取的是姑息养奸、网漏吞舟的态度，这自然不能遏止腐败行为的发展。
铁蒺藜（选自《成吉思汗》）
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2）
在大臣中，对于官吏的腐败犯罪行为也采取一种姑息态度，甚至用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干预案件的处理，为姑息罪犯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如，朝廷重臣不忽木，“人称其平恕”，其本传记载了他的具体主张，其一是：“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其二是：“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其三是：“枢密受人玉带，征赃不叙，御史言罪太轻，不忽木曰：‘礼，大臣贪墨，惟曰簠簋（古代盛食物的用具）不饰，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在这里，不忽木强调的是父子之情、主奴之义，强调的是所谓“励风俗”、“宣政化”，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这些都是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在这种旗号下，他们可以置任何法制、公理于不顾，其结果却是促使官吏队伍进一步腐化，并不能达到“宣政化、励风俗”的目的。当时就曾经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内而朝廷，外而州县，无一事无弊，无一事无病。”从此，元代政治的腐败就更加严重了。
元成宗铁穆耳以战求和，诸王罢兵
《元史》卷119《博尔忽传》说：“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哇据之，不奉正朔五十年，时入为寇。尝命亲王统左右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自从蒙哥继位之后，以海都为代表的窝阔台后王就一直与蒙古汗廷对立。忽必烈继位后，海都等人先是参加了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们仍然与元朝处于战争状态；直到忽必烈去世，北方叛王问题仍没有最后解决；元成宗继位后，他们仍然“不奉正朔”，即不承认元成宗的正统地位。元成宗之所以将晋王甘麻剌、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驸马阔里吉思以及名将、名臣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派往北方，正是为了对付海都等北方叛王。
元贞二年（1296），海都、都哇内部分裂。这年年底，阿里不哥之子玉木忽儿以及兀鲁思不花、大将朵儿朵哈等率12000军队投归元朝。为此，元成宗于第二年二月将元贞三年改为大德元年（1297），并特意颁发《大德改元诏》，其中说：“朕荷天地之洪禧，承祖宗之丕祚，仰尊成宪，庶格和平。比者玉木忽儿、兀鲁思不花、朵儿朵哈等去逆效顺，率众来附，毕会宗亲，释其罪戾。适星芒之垂象，岂天意之儆予。宜规一视之仁，诞布更新之政，可改元贞三年为大德元年。”欢迎叛王“去逆效顺，率众来附”，希望能够早日达到天下“和平”，正是元成宗改元“大德”并布告天下的深意。
大德改元不久，钦察王子名将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承袭父职，领兵西逾金山，进攻海都占有的八邻部之地，大败敌军。大德三年（1299），都哇实行突然袭击，宁远王阔阔出失于防备，致使驸马阔里吉思孤军应战，求援不及，战败被俘。元成宗以阔阔出驭军失律将其撤换，改令其二哥答剌麻八剌长子海山总领漠北诸军，在老臣月赤察儿和床兀儿协助下讨伐北方诸王，同时责令玉木忽儿等领兵自效。都哇在撤军途中与玉木忽儿等遭遇，被玉木忽儿等打得大败。
大德五年（1301），海都率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40余人大举东犯，海山与月赤察儿等率大军“五军合击”，与海都等决战。海山率军先与海都战于和林北迭怯里吉之地，海都被打败。两个月后，海都悉率其众以来，海山与之“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开始，海山军失利，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以出”，“海都不得志去”，在撤军的路上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
两位阿拉伯“筛海”墓（选自《图说北京史》）
大德七年（1303），叛王“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等相聚而谋曰：‘昔我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