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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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第六部分党营事业（2）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再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产棉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的私人棉花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本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短”。当时就有人指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大发其财的后面，是千百万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的辛酸的血泪。　　　　
　　　　二陈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便是行政权力。由于他们是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是“党”、是“国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业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的运销业务，于是陈果夫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乡镇设立盐号，其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由于有政府的撑腰，中和盐业公司不仅将大部分私人盐号挤垮，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国蚕业公司，原是敌伪时期华中、华东一带的多家蚕丝企业，二陈兄弟接收后，即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党营集团企业。公司成立后，打着“国家”的招牌，进行垄断，使一些民营蚕业企业大受摧残。他们由于手中掌握有农贷发放权，迫使蚕农不得不将春蚕出售给他们，于是中蚕公司乘机大杀蚕价，按正常价格，每担至少要卖15万元以上，而中蚕公司规定只10万元，而实际付款，一般在7万元左右。对此，嘉兴蚕农愤怒指出：中蚕公司“挟其雄厚资金……垄断贷款、操纵蚕价，剥削农民获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国脉民命”。蚕农遭劫，难以生存，而私人蚕业企业也陷于随时破产的威胁中。对此，浙江蚕业联合会曾致函国民政府，对中蚕公司提出控诉，认为该公司“杀低蚕价、鱼肉乡民、粗制劣种、贻害蚕农、巧立名目、化名垄断、舞弊渎职、迹近翻戏、滥用私人、保团贪污……”但国民政府本身是二陈的保护伞，对来自各地的大量举告、控诉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蚕业联合会的控诉信函发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陈氏兄弟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利用金钱和权势，大做发财的买卖。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销售盐斤时，均在盐内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二陈兄弟依靠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利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使他们所经营的“党营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他们的“党营事业”越发展，国民经济越是停滞落后，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靠剥夺人民起家、发展的所谓“党营事业”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六部分合作金库（1）

　　　　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弱，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　　　　
　　　　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　　　　
　　　　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建议，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等搁置了五年多的提案，决定设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在南京开业，陈果夫被任命为合作金库理事长，其亲信寿勉成为总经理。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他再次强调：“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在大谈了合作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后，陈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库刚刚成立，要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国家银行一比高低，谈何容易，因此，他告诫大家：“机构成立伊始，组织既没完备，运用自难裕如，在短期以内，恐怕难以满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库的全体员工，参加股金的合作社员，“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担负这一历史的任务。”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愿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经营它呢？按道理，他既当上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手中有了这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满足了，现在再成立一个合作金库，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他们自己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想在金融上压倒孔、宋。当时全国中央级的金融机关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已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再成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四行二局一库这7个中央级金融机关中，二陈便占了4个，其发展趋势足可以超过孔、宋，俨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第六部分合作金库（2）

　　　　其次，二陈需要更加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他们虽然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有了金融优势，但农民银行有一个“农”字，尽管二陈不受此限制，已经将其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总觉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方便。特别是反对他们的政敌，总爱抓住农行进行越轨业务的把柄，而对他们实行攻击，这使二陈总得时常提防，心里总不太舒服。现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后，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没有什么限定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够赚钱，合作金库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参与，比农民银行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如在东北，陈果夫利用合作金库的资金大量抢购大豆，在长江流域，则抢购布匹、粮食等物资，并在各地建立很多仓库，囤积居奇，以获取高额利润。1948年底，陈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库内成立了“辅盛盐号”，刚开始，想专门做盐生意，以和“中和盐号”互相补充，后来，陈果夫看到黄金买卖更可以骤致暴利，“因此辅盛盐号后来干脆就放弃原定计划而成了买卖黄金美钞的一个机构。它所用的资金就是以盐名义向上海分库借来，再于运用之后如期归还金库。这基本上是一种偷天换日借公济私的办法”。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这是陈果夫办中央合作金库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陈果夫为了迅速形成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他开始了紧张筹备分库的活动。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在南京、汉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网，再向其他中小城镇发展。　　　　
　　　　中央合作金库的业务，名义上是以国家专款开展贷款业务，以支持农村合作事业，在刚成立时，蒋介石特别同意由国库拨款100万元作为其开展贷款业务的专款。　　　　
　　　　但陈果夫钱到手后，便开始转变业务方向，他认为，单靠专款是不够用的，必须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规定，各地的分库及分支机构，均可办理汇兑、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库的资金来源。　　　　
　　　　后来，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为国民党代购军粮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广大农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党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争。至于原来所标榜的向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亲信黄密担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拒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担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改派成上海信托部的经理，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