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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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这又是错误的。以三民主义思想不能统一中国、发展中国，这是早就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陈立夫看不到这一点，他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逐渐放弃错误想法，接近正确的轨道。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32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此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用，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2）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同时，我们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凡是中国历史上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如都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鹄的，实现祖国统一就有了共同基础。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
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3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3）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突破危局，与大陆当局商谈两岸一切问题，两岸和平统一了，国家强大了，中国文化的再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陈立夫十分关心大陆的发展，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他予以充分肯定，说：“大陆从文革结束到现在20多年，人们可以继续说三道四，可谁也无法否认其国力的日益强盛。”大陆对陈立夫也十分关心，充分肯定他为两岸统一所做的工作，邓小平曾托程思远找到陈立夫，邀请他回大陆看看，但最终没能成行。对此，陈立夫无奈地对媒体说：“是‘三不政策’让我出不去。”正是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使陈立夫没能担当起统一使者的大任，也使他最终没能看看他可爱的故乡。
2000年6月16日，在台湾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联署提交《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当然，陈立夫等的提案不可能为台湾当局采纳，但陈立夫并没有丧失对祖国统一的信心。但当他在夜空中眺望海峡对岸的大陆的时候，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当他从散发着幽香的史书古籍中找到微言大义的时候，他又生出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第七部分人间晚晴（1）
陈立夫和平统一祖国的提案虽然被台湾当局所否决，但他并不灰心，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继续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他密切注视大陆的建设与发展，广泛加强与大陆各方面的联系。
曹操诗曰：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陈立夫对自己的家乡怀有缕缕深情，那冈峦起伏、竹木荫翳的山林美景，那帆樯出没、田畴交错的水乡画图，常常进入他的梦境，使他更加怀念大陆，思恋故土。陈立夫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在美国也住了20年，但却乡情依旧，乡音无改，说话依旧是浓重的湖州口音。一些与陈立夫一起来台湾的湖州老友都已先后谢世，陈立夫在台湾很难听到熟悉的乡音，使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思乡的情绪愈到老来愈是强烈，对家乡也更加关心。1990年5月，陈立夫夫妇的家乡湖州市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陈立夫得此消息后，分外高兴。为了表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夫妇俩挥毫泼墨，给湖州有关方面寄来了他们的绘画和书法，为时人所称颂。陈立夫写的是：大勇生于大智，求智原为求仁；不惑不忧不惧，全凭无间精诚。
孙禄卿画的是一幅山水画，笔法洗练，画意深长，上有陈立夫的题词：高山藏古寺，飞瀑发雷声。
这些诗画、书法，表达了他俩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1988年8月，由陈立夫担任主席的台湾中西医结合研究推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提出：“大陆对中西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异常重视，为了解情况，拟组团前往考察，以资借鉴。”1989年3月，台北中医师公会第一个组成考察团，行前陈立夫亲自拟定考察提纲，提纲中对大陆的中医药事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医药之弘扬全赖大陆”。这个58人的台湾中医考察团赴大陆，拉开了两岸文化交流实际运作的序幕。
同年秋天，由陈立夫任会长的台湾孔孟学会派出代表团，应邀参加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立夫还向大会提交了《儒家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的论文。
1991年1月5日，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在深圳召开年会，研究挖掘和开发自然疗法等问题。陈立夫原决定参加会议，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亲自与会，但他给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云：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回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全大用明矣。
贺电表达了陈立夫希望祖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心情及对祖国大陆的向往之心。
1991年4月16日，中华中医学会主办的张仲景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开幕，陈立夫向大会寄去了自己多年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并在来信中称“大陆中西医携手并进，若干年后，世界新医学必然产生，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共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
陈立夫还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馆”寄来了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医学院赠字等，并与大陆许多文人、学者和诗酬词、鸿雁频繁。所有这些，都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1年，大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型活动。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陈立夫也感慨万端，他向大陆寄来了亲手书写的条幅，条幅上恭录了孙中山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在陈立夫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而取得的。当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