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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第7章

小说: 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夫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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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美随孙中山赴日本后,继续坚持斗争,“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他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后,于1915年从日本回国,以便从运动海军入手,掀起更大的反袁高潮。这样一来,陈果夫与二叔再次见面。在陈其美主盟下,由周炎游介绍,陈果夫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他奉命负责联络通讯工作。    
    策划这次海军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本来,已将停泊在黄浦江的“肇和”、“应瑞”二舰运动得相当成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但袁世凯那边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决定要将“肇和”、“应瑞”二舰调离上海。陈其美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临时决定提前起义,时间为12月5日。    
    据陈果夫回忆:我当时是专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肇和”舰的布告及陆上举事的布告,就是我担任抄件的一部分。命令发出后,大家在渔阳里候消息。忽然孙祥夫回来报告,士兵半数已上船,还有一半为巡捕干涉,不能上去,请示方针。二叔这时担任总司令的职务,嘱我和周炎游随孙祥夫同去,召集所部,设法上船,务必达到任务。我们同到孙的寓所,才知孙部因为纪律不严,没有上船的纷纷作鸟兽散,亦有在附近沐浴的。正在召集时,“肇和”舰的第一炮已放,孙一面焦急,一面羞愤,意欲自杀。我同周同志竭力劝阻,并归报总司令。总司令正准备出发,临行口号命令,要我和周同志协助,仍须达成任务。可是我们虽多方设法,一因江面戒严,行动不便,二因星期不易租得船舶,不能上“应瑞”舰。只好命孙集合全部人员在寓所候命,一面归报总司令。此时,总司令和参谋长蒋先生亲到南市督战,因为我陆路攻击部队,未能占领警署及其他目的地,乃由水路乘小船回法租界,约十一时左右到达渔阳里五号寓所。    
    这时,陈其美、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等人正在楼上开会,由于已进入严冬,外面北风呼啸,天气极冷,开会的同志冷得两脚直跺,陈果夫便下楼来准备生火取暖。忽然有人打门,他开了门,只见门外站着五个凶狠的巡捕,均以手枪对着他的胸口,不准他乱动。陈果夫想到楼上开会的革命党人,必须拖住巡捕,不能让他们冲上楼去,他急中生智,作出种种响声,如“撼窗作声,排门作声,以脚勾倒椅几作声,以引起楼上的注视”。    
    正在着急的时候,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恰从前门进来,陈果夫即挥手示意,但为巡捕察觉,即有两个巡捕向前门追去,楼上开会的人听声音有异,又见巡捕追着捉人,于是一个个都越屋而逃,等巡捕再上楼搜索,开会的人全部逃光,巡捕扑了一空,毫无所得。便将陈果夫关在屋后面的亭子间,陈果夫看清巡捕只扣了门而没有扣窗,待巡捕出去后,便从窗门跳出,免遭衙狱之苦。    
    “肇和”舰上的官兵不知外面情况,仍按预定计划行动,昂首的大炮褪去炮衣,向制造局方向吐出阵阵火蛇,隆隆的炮声成了指挥令,催促着革命党人去战斗。    
    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以为占领了“肇和”舰,便命令市区发动起义,以响应肇和舰,于是陆路纷纷举义。    
    下午,起义仍在进行。为了便于指挥,陈果夫随二叔陈其美及参谋吴忠信冒险从租界出来,回到华界,但此时,市区各路起义军均告失败,敌方到处布下军警,准备缉拿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只好退回寓所。而渔阳里5号已被敌人破获,陈果夫远远望见住地周围有生人,知道情况有变,急与陈其美等从旁逃避。    
    由于指挥中枢遭到破坏,各方联络也中断了,军事进行益感困难。陈其美断然决定,雇小船,登上“肇和”舰,然后凭借军舰优势,杀出血路,占领他埠,作为根据地,以图再起。考虑到船上既无粮草,也缺燃料,便派陈果夫负责采办,并将得来物品运送上舰。陈果夫接受任务后,迅即派人往市内采购物品,自己则到江边雇小船,以便运输物品。他很快雇得一船,到指定地点等候。但采办物品的人却迟迟未到。等了两三个小时,仍是杳无人影。陈果夫无法,只得返回。


第一部分“肇和”举义(2)

    此时,“肇和”舰已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由于袁世凯派淞沪护军使杨善以大量金钱收买了“应瑞”舰上的官兵,“应瑞”舰背叛革命党人,协同“通济”舰,向“肇和”舰施行夹击。在“肇和”舰上指挥的革命党杨虎等人以为“应瑞”舰是自己人,毫无戒备之意,当“应瑞”向“肇和”连发数炮后,杨虎等人才如梦初醒,仓促应战。结果官兵死伤无数,舰上的气炉也被炮弹击中,气炉炸裂,又造成同志死伤多人。杨虎等见大势已去,便易装泅水而逃。敌军很快占领“肇和”舰,不及脱逃的悉行就义。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即以失败宣告结束。    
    肇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们的英魂却并没泯灭,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始终激励后人,永远奋进。    
    肇和举义虽然失败,但它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邵元冲后来所总结的那样:这次起义“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武力万能的迷梦,促进一般人的觉悟。在国际上可以揭破袁世凯种种欺骗的宣传,纠正袁世凯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复鼓励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所以不久云南起义以后,各省都能很快地响应,到底推倒了袁世凯的帝制,这后来很大的成功,实不能不说因肇和战役传播了最初伟大的发难种子所得效果”。而陈果夫在肇和举义中所作的各种工作也是不可埋没的。他亲眼看到了革命党人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他不能忘记,二叔陈其美在肇和起义失败的当天,鼓励同志们的话:“革命事业,失败不足怕,我们应该检讨得失,及时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党人不可颓唐,意志消沉,则永远不会有成。所以我们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想到这些,陈果夫似乎明白了更多的社会、人生意义。    
    陈其美几次讨袁,屡败屡起,其不屈不挠的意志令袁世凯既害怕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袁贼通过他的党羽在上海以巨金买通了国民党的一名叛徒李海秋。李海秋探知陈其美经济十分拮据,想募款起事,又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李海秋便派人出面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他找到陈其美,说是鸿丰公司有块矿地,预备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他能从中介绍签约,将来借款成功,可以40%帮助他作革命军费。陈其美听了大喜,当即答应与鸿丰公司经理见面。    
    5月18日,李海秋等5人来到萨坡塞路14号陈其美的寓所,陈十分高兴,在客厅里招待他们。一会儿,李海秋说忘记把合同底稿带来,起身出门去取,陈其美在客厅继续与其他4人交谈。这时,“外面忽然闯进两个凶徒,拔出手枪向他射击,头部连中数枪,顿时气绝”。等到陈果夫等闻讯赶来时,陈其美已死约一小时。缔造民国的一代豪杰与世长辞。    
    陈果夫失去了亲人、导师,不仅在革命路上徘徊犹豫,无人指点,甚至连生计也发生了困难。他在上海呆不住了,也不想在险恶之地继续呆下去。他觉得前路灰暗,祸福难测。残酷的现实如一盆凉水浇灭了他的理想之火,他不禁发出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慨叹。他要找个避风港,远离革命和政治的漩涡,于是便打点行装,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乡湖州。    
    陈果夫的军事生涯结束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结束了。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军旅生活,他还是颇为留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一次对青年的讲话中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回忆道:“我很惭愧,因为身体不好,落了伍。我很希望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再恢复我的军人生活,和现在一般青年一样,热烈地参加这一次伟大的抗战。”他把自己的落伍归结为身体不好,实际上,他思想的犹豫徘徊、意志的不坚定则是主要的因素。    
    


第一部分洋场纵横(1)

    陈果夫回到故乡后,似乎也要过一种像陶渊明那“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逍遥生活。闲暇时候,便找来当地各种志书研读,他对地方的风俗习尚、出产十分感兴趣。湖州人信鬼,因此对做梦、鬼怪、狐仙、神灵、异象等十分醉心,往往说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针对这种情况,陈果夫写了《电感论》等一些文章,对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起了一些作用。同时,他还对教育、医学等方面多有研究。这些,对地方的移风易俗多有促进。有一段时期,他还对小说发生兴趣,并负责办起了一个儿童文艺杂志。因家乡有个美丽的碧浪湖,陈其美死后便葬在这风景秀丽的湖边,为了纪念他二叔,为了宣传家乡,他将这份杂志取名为《碧浪》。陈果夫后来回忆说:“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期交了许多稿子来。    
    ”除了向朋友们约稿外,陈果夫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在《碧浪》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收在由王凡夫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陈果夫对家乡这种“南窗寄傲”、“清流赋诗”的隐居生活倒十分惬意,但他的岳父朱五楼先生却认为,闲居在家,终非长久之策,便从上海写信给他,希望他进入商界或金融界工作。对此,陈果夫心动了,他极愿在金融界工作。他认为:“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进入金融界,关系比较好相处。因此他即回信表示同意。    
    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金融界有两处地方,由他选择:一处是银行,一处是钱庄,都是新开设的,而且与他有关。陈果夫认真考虑后,选择了钱庄。他认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可见陈果夫进入金融界并不完全是为发财,多半还为了学些知识。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也赞成他进入钱庄,希望他多学点旧式的东西,并在必要时可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这更坚定了他进入钱庄的决心。    
    1918年5月5日,陈果夫离乡赴沪。搭乘轮船,售票时,付款8角。待船开后,才知自己一人一室,并无其他乘客。他认为付款太少,便找售票员,要求补票4角。但售票员并不接受,说何必如此计较。陈果夫说:“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予与公事与其他人之计较,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交易。”售票员还是不肯接受,说:“凡公正交易,须使众咸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陈果夫十分认真地说:“不然,惟其吾侪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同取去,毋稍客气。”售票员见陈果夫如此坚决,才接受了补票款。这一夜陈果夫睡得特别舒服。    
    陈果夫到上海后,即进入晋安钱庄,担任助理信房。信房的工作便是处理各地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每天都有一大堆信要看,要处理,因此十分繁忙。但陈果夫却干得十分高兴,因为里面好多程序和知识,他原先并不知道,现在接触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由于陈果夫只是信房的助理,工作再忙也不显得累。但不久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奉命代理信房,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由于是刚开始进入钱庄,月薪只有8元,现在助理信房不再配备,这样,两人的工作只由一人承担,而后业务信件一天多过一天,且月薪仍只有8元,陈果夫才感到工作既忙且累,竟然病了一场。后来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才加了4元薪水。    
    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去帮助别人工作。因为他想学习钱庄各部门的知识,只有在帮别人工作时,才可以接触这些部门,才可以学得知识。    
    到了晚上,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知识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有人约他逛街上酒店或者去妓院,他都予以拒绝。他说:“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第二年春天,陈果夫约了几个好朋友共同向蒋介石借了一笔钱,做洋钿生意,结果,不到20天功夫,竟赚了600多两银子。旗开得胜,令陈果夫好不得意,因当时陈果夫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接济弟弟陈立夫的学费,一个月的工资实在不够花销,他必须自己做生意,才可赚更多的钱。他心想,还要把这种生意做下去。    
    正当陈果夫在晋安钱庄碌碌奔忙的时候,蒋介石找到了他,交给他另一项任务。    
    原来,孙中山护法失败后,为了筹借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孤,并资助革命秘密工作,便鼓动江浙财阀虞洽卿出面主持,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便属其中之一。他接受任务后,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希望陈果夫参加。陈果夫也正感在上海经济困难,难以施展,因此欣然同意,便参与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对于证券物品的交易,陈果夫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方面的书也没看过,得从头学起。首先,陈果夫跑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了解了证券物品交易的一般知识,然后去请教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如钱业董事及银行、钱庄经理之类。这些人向他面授机宜,说是要闯金融界,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陈果夫觉得这些话并不对,老子说的“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才是对的,他决定不按此道去办。


第一部分洋场纵横(2)

    为了取得上海经济界的支持,陈果夫与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先组织了一个“协进社”,拉拢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等为社员,然后由他们出面,向农商部提出申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要求给予批准。经多方面活动,由农商部核准。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蒋介石的老师周骏彦。在理事长虞洽卿的号令下,一声锣响,经纪商们鱼贯拥入交易大厅。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张,标志着陈果夫开始了他的新经济事业,用陈果夫的话说,亦即“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交易厅中,陈果夫的席位排序54,号名茂新,专做证券、棉花两种生意。开始,整个交易所资本共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5股,张静江兄、侄共8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而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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