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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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有影响的学者，而经过十来年，现在，这些“新史学”的学者已经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学术群体了。
回过头来看看大陆，近些年也开始逐渐注重社会生活史、都市史、地理环境史、科技史的研究等等。比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和刘志伟，他们和美国学者萧凤霞一起做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乡村史研究，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加拿大学者丁荷生一起做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都是试图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另外，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与历史评论》集刊，提倡社会史，显然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又比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一个社会史研究室，出版了断代的若干册社会生活史，在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很多学者都开始了这方面的个人研究。天津师范大学也在做有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还出版了一些论著，还有的年轻学者，也开始了医疗、疾病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像人民大学的杨念群、南开大学的余新忠等等。就以我周围的熟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一直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像明清的庙会和社火之类，清华大学的李伯重也做过关于宋代节育观念和经济史的关系研究，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研究科技和社会互动关系，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连一直搞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外交通史的北大的荣新江也做了关于壁画中所见女扮男装图像的研究，很有些现在流行的性别研究的意思。这样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后，逐渐把历史学研究的中心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事件挪向了边缘的、生活的、社会的东西，这就使得历史学有了一点新的变化。
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学界就和欧洲一样，也开始重视边缘人，而不是处在政治经济中心的那些人物，开始重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界更注重对大众文化、传媒的制作、日常生活这些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些变化是受到欧美学术界变化的影响的。欧洲历史学界的变化比较早，但整体的转变，尤其是美国的转变，还是在50年代末以后，比如50年代末开始了对巫术、异端、通俗文学的研究，很引人注目。大家都知道，通俗文学研究在中国一般是在文学系，实际上，对通俗文学最好的研究往往是在历史学领域里面。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学界就和欧洲一样，也开始重视边缘人，而不是处在政治经济中心的那些人物，开始重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界更注重对大众文化、传媒的制作、日常生活这些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显示出东西方同样的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简单地说，实际都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说，什么是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如何？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
一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
1929年，法国创刊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mique et sociale）。杂志集中了一批有共同追求和倾向的人，这批人代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学倾向，其中包括费弗尔（一译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布洛克（一译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以及后来的杜比（一译迪比，Georges Duby）、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等历史学家。这个刊物在1939年至1942年和在1945年，曾经改名为《社会史年鉴》，1942年至1944年，改名为《社会史论丛》，1946年直到现在，都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这就是年鉴学派得名的原因。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集中了一批有共同追求和倾向的人，这批人代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学倾向，其中包括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以及后来的杜比、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等等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年代末创办杂志，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年鉴学派对旧史学的挑战时代，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口号，是对传统的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传统进行挑战，用后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就是把研究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革命的时期，也就是1968年前后，这个时期是年鉴学派最辉煌而且是形成学派的时期。以布罗代尔为中心，团结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和理论。这个阶段还在实践第一阶段的思路，但特征很明确，大规模描述环境，包括地理、植被、食品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三个阶段大体从1968年开始，是年鉴学派的分化、变异与回归时代。各位都会知道，1968年对于西方的重要意义在于，此时西方大规模出现左派风潮，仿佛是西方现代里程碑的一个分水岭。尤其在法国，法国红卫兵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影响巨大。我想，1968年之于欧洲，仿佛1989年之于中国。此后，年鉴学派重心逐渐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又出现了一个趋势，叫“从地窖到阁楼”，这是第三阶段。目前，心理史、心态史，包括精神史这些研究角度在那里仍然很流行。
对于中国文史学界来说，年鉴学派发生最大影响的东西，还是第一阶段的那些理论与方法。因为那个时代的他们，实际上跟现在的我们一样，面对着相同的非常艰难的历史学的境遇。20世纪20年代，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这些人，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西方传统的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历史学。大家知道，兰克的历史学既是近代的历史学，又是笼罩了很长时间的传统历史学的延续。它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基本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以档案文献，特别是官方的档案文献为主要资料。第二，方法标榜科学、客观并且专业。这种历史学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大的框架，即使在1900年鲁宾逊的《新史学》中，也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第三，在这种可以说是体现了现代性的历史学中，历史学的意义集中在近代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围绕这一点做历史学的追根溯源，来论证民族国家在古代的历史和在近代的合理性和合法性。20年代，西方历史学整个被这种风气所笼罩，当时许多权威的学术刊物，如欧洲的《史学杂志》、《史学评论》、《英国史学评论》等，基本上都是主流历史学家控制，历史学围绕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行论证，历史学也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
很自然地，在那个风气下，历史学一直热衷于讨论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本来就很容易引起重视。尽管近代西方也有另外一些视野开阔的大历史作品，杂志对学术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控制系统，如果一个杂志具有某种倾向，它又是权威的杂志，有时令人很难抗拒。如伏尔泰的《风俗论》、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还有米歇莱提倡的“民众史”、马克思提倡的“经济史观”等等。但在历史学的实际操作上，这些都不占优势，占优势的还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以严格的档案文献为历史资料的、用科学的专业的严格的方法来鉴定、组织和编纂历史。大家要注意，这种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与现代的历史学都很吻合。传统中国的二十四史里面，就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虽然它不是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也是论证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尽管我们说，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影响中国很深，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大陆取代了旧的史学，但整个20世纪我们的史学还是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和传统的旧史学没有大的差别。你们去看，影响最大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基本都是这种框架。
这一历史学处境，使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当时面临的重大的压力，许多重要的杂志都掌握在那些主流历史学家手里。杂志对学术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控制系统，如果一个杂志具有某种倾向，它又是权威的杂志，有时令人很难抗拒。杂志的作用很大，在中国学术界，90年代一个大的变化，就和杂志有关，那时，在民间学术集刊的冲击下，原来的权威刊物和官方核心刊物渐渐起不了学术主导作用，很多地方都办民办刊物，以书代刊。比如王元化编的《学术集林》，王守常、陈平原、汪晖等人编的《学人》，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还有更年轻一代学者编的《原学》、《原道》等，这些都不是传统体制内的正式刊物，但是它们在逐渐瓦解官方刊物的导向和倾向。我们现在看到，年鉴学派当时面临的也是这样一个状况，老牌的、最有名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刊物如《史学杂志》、《史学评论》和其他的历史学学术刊物等都在传统历史学派控制之下，于是《年鉴》杂志开始成为瓦解和打破过去旧的学术笼罩的一个重要契机。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1）
二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及对中国史学的启发
现在我们来看年鉴学派的研究取向，特别是要讨论一下，它的研究取向对中国历史学界可能产生什么启迪。
第一个方面，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
我们知道，传统历史学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于惩戒和奖励，历史常常被当作道德教育和政治经验，古希腊罗马也好，古代中国也好，历史往往被当做教训和经验。像中国古代对于历史学的作用有很多说法，比如美刺、比如讽喻，比如资治等等，都是写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让皇帝、政治家看，懂得怎样建立政治秩序，让民众看，知道什么是善恶。其次，是在于从现在看过去，为现在的民族、国家、政府、制度寻找历史和传统的依据，所以历史总是和政治、政权、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兰克一系的历史学著作，主要讲的就是政治、军事、大事件，这种历史里面当然是以皇帝、将军、贵族、精英为中心的。尽管在中国，像梁启超很早就抨击“帝王将相”的历史学，但是，这种理论批评，因为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另类思路和写法，所以只是在纸上谈兵，那些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常识习惯，按照旧路子，写不进历史著作呀，所以无论中外，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历史学的重心。但是，年鉴学派把历史看成综合过程，要写出全景的历史（total history）。描述全景历史就需要扩大历史的视野。正是因为如此，年鉴学派很重视过去历史并不注意的很多问题，下面就谈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地理变迁。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很重视对地理的研究，过去地理学研究地名变化、历史沿革、物产风俗等，比如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山川走向、地名和政区的沿革、人口的迁徙和增减、物产和风俗、军事比如关隘、道路等等，以前的名著像《水经注》、《肇域志》、《广志绎》、《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史地学报》、《禹贡》杂志，都是这样的，而年鉴学派把“地理”的范围放大到了“环境”，而且真正涉及了有“人”的历史。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关于港口的研究说，在五六百年前，这里曾发生大规模的淤塞，而淤塞造成地貌的变迁，这使得善于航海、靠码头和航海为业，侧重商业的原居民只好迁出，又有另外一批人迁入，原来的人向北迁移，到另一个沿海地区，而新来的一支从东边迁徙到此地，以农业生产为生，与原来居民不同。人口迁徙会导致地区结构功能和产业变化以及其他问题，原来的居住民与新来的居住民宗教信仰不同，发生了矛盾，于是该地区的历史变得非常复杂。很显然，如果仅仅讨论地理环境的问题会很简单，但按年鉴学派全景历史的看法，在讨论港口淤塞的时候，已经考虑淤塞所带来的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变迁。费弗尔有一本书叫《菲利普二世和弗朗兹孔泰地区》，在讨论了区域的叛乱和政治的专制、各个阶层的冲突，同时也讨论朝圣的话题，他从朝圣的途径讨论到河流变化，由此引起朝圣路线的变化，而路线的变化会引起沿路政治宗教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交通要道上的区域，经济会发展，交通若堵塞或衰落，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可能会衰退。按这种思路和方法，如果我们研究扬州，就要考虑到运河，考虑到淮盐，公盐和私盐都要通过运河来贩运，所以，扬州有一段时间富甲天下。到这里是否就结束了呢？没有，要进一步考虑，盐商富起来，消费增加，又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也由物资集散生产转为消费。消费功能滋长，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又引起文化的变化，私盐贩子和公家盐官很有钱，养很多幕僚清客。清代许多学者都是在盐商的庇护之下在扬州从事学术研究。如乾嘉学派诸多人都是如此，富人、文人增多，需要修建图书馆，收藏图书。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不止是地理，从地理延伸到生活、到政治、到文化，用年鉴学派的方法研究，这都是历史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身体、健康、医疗。
关于身体史与医疗史，是年鉴学派很突出的、表现其全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例子，是布洛克著的《国王神迹》，这本书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它讨论的是早期欧洲流行的一个观念，特别是路易十四的时代，相传国王有一种功能，通过触摸可以治愈患者的皮肤病。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小事，但他讨论的是人们当时怎么会产生这种集体幻想，这种集体幻想怎样被建立起来。本来国王不能治病，但是被建构成可以治病，大家都相信国王能治病，国王好像真的能治病，形成了非常奇怪的连锁关系。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下去，问题就深刻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国王获得这种治病的神奇力量的当时，世俗的皇权恰恰处在与神权相对抗，要逐渐建立国王权力的时代，可是，这种突出国王神迹的力量，又需要宗教权力的认可。然而，当国王权力被逐渐建构起来，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宗教权力就势必逐渐被消退，因此，世俗权力便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这虽然是个神迹的事情，但其本身却是驱除迷信、驱除神权的重要方面，而驱除神权，大家知道，恰恰是欧洲近代化的开始。所以，国王神迹看起来是小事，但讨论的却是复杂的问题。还有一个美国的例子，在1976年，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和人民》（Plagues and Peoples）中提到，关于欧洲历史的很大变化出现在8世纪和14世纪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出现过大规模流行的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