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ples）中提到，关于欧洲历史的很大变化出现在8世纪和14世纪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出现过大规模流行的疾病——鼠疫。14世纪以前，西方关于鼠疫的最后一次记载，发生在公元767年，相当于唐代安史之乱之时，此后一直没有记载。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鼠疫不再成为流行病。因为当一种流行病在人群中流传时间很长，人群在不断对抗该病的过程中，会产生集体的免疫功能。但14世纪，大约在1347年，相当于中国的元代至正七年吧，鼠疫再度大规模在欧洲流行，而且造成人口流动、战争、饥荒等等。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是蒙古人西征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免疫局面打破了。可是，要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个时代，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除了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以外，还有彗星出现、日食、洪水，然后出现了宗教史上有名的鞭笞派，很多人四处游行、自己惩罚自己、充满了对死亡的迷惑，宗教狂热越来越厉害，当时思想世界很乱呀，可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蒙古人西征这个因素，或者不讨论社会生活和观念信仰的全方位变乱，你怎么能完全地解释整个历史的变化？
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如果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经过历史的筛选只剩下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整个美国都处在本·拉登的恐怖控制之下，可是事实并不这样。2001年10月，就是“911事件”以后一个月，我就到密歇根、加州。2002年的2月我又去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看到的社会生活并不像报纸、电视说的那样嘛。所以，年鉴学派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出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其中，疾病和健康、治疗和拯救，常常就是促使历史变迁的风景，可是，以前并不重视这些话题。事实上，这些可能很重要，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张角“符水治病”，就形成了当时的局势动荡和政权更迭。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明代末年也有一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流民更带来了疾病的传播，那么我们是否要考虑，晚明农民起义的地方，比如陕西、湖北、四川，是否仅仅是由于饥荒引起的？又如6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现在的研究证明，当时的自然灾害远远没有大到要饿死上千万人的地步，原因还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件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历史记载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它有更复杂的东西。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2）
第三个方面是自然环境。
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开头讨论数字，世界人口数字、城市、军队、团队、早期的人口过剩，旧的生态体系等等；第二章讲一日三餐的面包，即粮食生产，小麦、稻谷、玉米等；第三章讲饮食；第四章讲住宅、服装和时尚；第五章讲技术和传播、能源和冶金等等。另一部，是他的最有名的书，《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他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本书于1949年出版，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作。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的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始终在描述十个国家的山脉怎样起伏，贫瘠或富饶，多石头或多土壤，平原适于种植什么，海岸曲折或平坦，沿岸岛屿离岸的距离，是否适合人居住，岛屿是否有植物，气候特点，城市交通等等；第二部分讨论1551年到1589年之间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如人口、劳力、贵金属的流通、物价、商业、运输、宗教信仰及当时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的壮大。第三部分才开始写传统历史的中心，即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这时才主要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等。
这本书三部分的格局正好体现着布罗代尔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缓慢的变化，环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主要讨论环境与环境史。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这些是在上百年才会发生变化的。短时段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是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所以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是长时段，作为一个支撑历史的遥远而庞大的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中时段，是直接作用于这段历史的背景。第三部分描述短时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变化，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直接呈现历史。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才展现出整体的面貌。可以看到，对于年鉴学派，环境即长时段的历史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基本是不考虑长时段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整体的历史，长时段和中时段都是应该考虑进去的。费夫贺和布罗代尔曾经领导三个课题的研究，第一个是港口、路线、交通，第二个课题是企业和企业家，第三个是货币、价格和局势。这跟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太一样，他的视野，考虑问题的背景，以及他联系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比我们过去的历史视野要拓宽了很多。
以上说的这些历史视野的拓宽，对于我们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是有启发作用的。过去很多可以考虑的因素，没有进入历史的视野，这是很可惜的，大量的学者挤在狭窄的题目范围内重复着，其实天地还宽着呢。比如，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口迁徙对社会的影响，可以做这样的研究，仙霞岭作为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关键性的地区，那么，它是不是南北人口、语言、风俗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的分界线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研究建筑，是否可以研究一些与建筑有关的历史事件。北京有许多校场，过去这是练武的地方，直至明清都存在，而且城市里面很繁华的地方都要保留校场。但到了清代中叶，校场渐渐消失，甚至被各种各样的建筑占据。研究这些，我们能否看到背后更复杂的问题，如八旗练武习惯的消失，而这又是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消失相联系的，民族特性消失又与其跟汉民族的逐渐杂居相关。再比如，如果你要研究城市，可否拿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杭州的空间格局来比较，杭州作为曾经的中国的首都，可是它原来不是作为政治城市，而是作为商业城市存在，所以南宋的杭州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皇城，没有一个向四面展开的方形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格局，而是围绕西湖修建，并按照商业方式修建。再比如，你如果研究植被，是否可以探讨西域各国家的消失，与植被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最近因为楼兰古墓被盗，又引起了这种讨论。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当可以作为栖息地的绿洲一块块消失，西边的这条通道就逐渐衰落了，而交通衰落的结果，就是文明的退却。如果你们去新疆，到一些古代的遗址去看，就可以想像，现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曾是很多人居住的繁华地带，是绿色的原野，那么，植被的变化与历史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能做这样的研究，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晚年布罗代尔写的《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法国史，这本书有中译本，它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如何可以统一，讨论地区的网络和边界，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然后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这样，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所以勒高夫说，仅仅用王朝史和政府史，是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而其他的历史和政治一样重要，同样反映着生活世界的真正变化，比如，人体增高是和事物革命、医疗革命相联系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自运输的革命，知识革命是由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如印刷、电报、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的出现而引起的。
这在年鉴学派来看，就叫做“总体的历史”。
第二个方面，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联系。
影响年鉴学派的很多因素里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方面来请大家注意。一是涂尔干（一译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是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这些来自其他学科或者其他领域的观念和方法，都对年鉴学派有启发，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所以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只有把这些知识都动员起来，你才能描写一个整体和关联的图像，以此来激活阅读者对往常的、过去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1958年布罗代尔写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远离了日常生活，总是若干个抽象的数字与人名加上事件的名字，附在枯燥的理论和概念下面，构成我们的历史书，这跟历史上人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大家觉得枯燥呀。年鉴学派呢？它努力恢复人们对过去历史社会生活的想像力，想像当时人是怎样具体生活的。像勒华拉杜里写过《朗格多克的农民》，这本书不厌其烦地讨论地中海岸边的乡下岩石与灌木丛、葡萄与橄榄、冬青树与栗树，又讨论气候冷暖的变化，葡萄生产与气候的关系，葡萄酒的酿造好坏与收入的关系，这就是历史，这才能让你想像出来，朗格多克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几百年前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研究需要超出传统史学的经济、地理、农业、气象和各种技术，这个知识不仅仅是传统史学知道几个帝王将相如何勾心斗角就可以了。
再举一些中国历史的例子。有一位学者，他写过关于唐代少林寺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他研究得很好，不过，我总觉得，他这个研究只注意了少林寺和唐代皇室的关系，可是，除了在传统的碑刻史料中寻找政治史的资料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分析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小嵩山地理的状况、寺庙建筑的位置和格局、寺庙传承的规则，以及挂单来者身份的统计、要求挂单者遵守的规则，还包括寺庙与山下城市的经济互动关系等等，如果你能讲清楚这些，就不仅仅是政治史意义上的研究，不仅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少林寺的存在，与所在的位置即中岳，和山下的城市，特别是与洛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这样讨论，研究的视野就会扩展了很多。再比如，我看到过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对陕西关中地区水渠的研究，他找了许多资料，讨论到水资源的分配，水资源争端的调节等，我没有仔细看他的结论，不过我想，可以分析的不仅仅是水渠的问题，还包括了水资源的争夺，水资源分配中的区域关系，权力和权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实现，权力格局中官府跟宗族的关系。陕西的萧正洪就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就是讲这方面历史的，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面。这里头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的东西，你这么做，历史学就不再是孤立的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3）
还可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江南一个小镇上的水井的研究著作《水井边上》。按过去的想法，水井有什么好讨论的，不过是干枯如何，对生活有何影响。可是，这本书则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研究水井作为小镇上人们消息集散的场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水井往往是妇女们洗衣洗菜的地方，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传播各家各户的消息。在传播渠道不是很充分的时代，水井是作为消息集散地。这种研究就抓住了水井这个中心，讨论当时宗族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互相矛盾冲突的内容。自来水引入后，由于消息中心的消失，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家与家联络的渠道被切断，人与人的隔膜开始，冲突不再以婆姨之间传话为媒介，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历史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懂得很多的学问，必然要与其他学科产生更大的联系。现在我们的历史系还是守着原来的学科格局，年鉴学派对于传统历史学科知识结构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史学，向我们传统的学科提出了一些挑战。
有同学会问我，那个关于水井的研究，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比如婆姨邻里之间的议论等等。我告诉你大概的情况是这样，这本书写的是江南的一个小镇，作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当地的老太太。这些老人告诉他当年有一个“姐妹会”，所谓“姐妹会”就是在水井边洗菜时互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比如某个人的丈夫到外面发了财，盖起大房子，搬的远远的；某个女人三年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回家等等。这些议论的人就形成了互相认同的群体，把被议论的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要命的是，这个群体的议论，还影响着本镇的风俗、判断和认同，由于空间上她们居住较近，共用一个水源，其团体的边缘很少变动。据作者分析，由于不变动，他们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就远不如那些挪动的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阶层差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认同圈子。这个例子虽然是历史研究，实际上掺入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这里有一份《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登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书里。你们看一下，一个研究历史学的硕士，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