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杜拉的故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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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根据我的推测，如果只有一种潜意识精神作用过程或幻想，并不足以产生一个症状。
假设我们以性的暗示来解释杜拉的神经性咳嗽很快就可进行试验。杜拉再度坚持说，K女士爱她父亲只是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人”。她说这话时的些细节让我觉得，在那句话背后有相反的意义存在，也就是说，就性的意义来说，她的父亲是一个“不富有的人”——即她的父亲，身为一个男人，并不富有，是性无能的。杜拉从她所知道的知识肯定这种解释。
现在我要指出其矛盾所在：一方面，杜拉坚持说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是恋爱关系，但另一方面，她却又坚信她的父亲是性无能，换句话说，他不能够干那种事。她的回答显示出她用不着承认这个矛盾。她知道——她说，性的满足方法不止一种。（她这个知识的来源无法追究。）我进一步问她，她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其他可达到性交目的的器官。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继续说，在那种情况下，她一定正好想到身体上那些在性的暗示中容易受到刺激的部分——即喉咙和口腔。
其实杜拉肯定不能完全明白这种事情，
不过，不能否认在她的喉咙受到一种骚扰性的刺激从而引发剧烈咳嗽后，她想起那不时盘绕在她心里头的，两个情侣在做口腔的性交的情景。在她默认这种解释后不久，咳嗽的症状就消失了，这和我的看法非常一致，但我不愿太强调这点，因为，以前她的咳嗽也常常会自动消失。
这一短短的分析，也许会引起读者们的嘘声来——除了半信半疑外，还会感到震惊和恐怖。下面我将对这两种感受做一番探究，来看看它们是否合理。
震惊大概是因为我大胆地和一个少女谈论这种微妙而令人不快的问题，或者对一个仍然有性活力的女人谈这个问题。恐怖无疑地是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女竟然对这种事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想像占满她的纯洁心灵。对于这两点，大家应该稍微冷静和理智些。事实上，并没有必要为少女想像那种事情而感到愤懑。
一个男人跟女孩子或女人们谈论种种性问题，而不伤害她们，或者为自己带来嫌疑是有可能的。首先，可以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其次，只要让她们相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妇产科医生，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要她们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
谈论这种事情的最好方法是直截了当，而且这也是最远离猥亵的方式，猥亵是一般社会对待性的态度，而女性也已完全习惯了。但是我以学术性的字眼称呼身体的器官和作用过程，并且，如果病人不知道这种名称，我会告诉她们。
我当然也听说过有些人，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在这种方式的治疗中做出卑鄙的事情。他们似乎在嫉妒我，或者嫉妒我的病人享有这种治疗所带来的快感，当然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我太熟悉这种人的道德观，我不会被他们激怒。我将避开一切诱惑不去写一篇讽刺他们的文章。但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必须提起：起初觉得性问题不易启齿的病人，经过我治疗后一段时间，我很满意地听到她说：“啊！你的治疗比某先生的交谈可敬！”除非相信性问题不可避免，或者真正让经验说服自己，否则没有人能胜任歇斯底里的治疗。正确的态度是：pour faire une omelette il faut casser des oeufs。（德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实际上病人本身是容易被说服的，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有很多这种机会。不必因为与她们讨论正常或变态的性问题，而感到良心不安。除了认真地从事工作外，我们所要做的，是把潜意识的内容“翻译”成意识层面上的意念。毕竟，治疗的整体效果是建立在我们的认识上：潜意识意念的影响力比意识上意念的影响力更强烈，而且是不可抑制的，因此它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决不会有令她堕落的危险。因为没有性生活的知识，甚至在潜意识中也没有的话，是不会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的。而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纯洁的心灵”存在。10多岁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只要有歇斯底里症状，就肯定不会再有纯洁的心灵了。
第二类的情绪反应——恐怖。并不是针对我，而是认为我的病人变态性的幻想是恐怖的。我只想说，一个真正从事医学工作的人是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流露出过多的情绪化倾向，从而对病人的病态想法进行指导。一个医生在撰写有关性变态的学术论文时，没有必要对所撰写的内容表露出厌恶情绪，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实，严谨地研究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的感受抛开，严肃地加以对待。
我们应学习冷静地谈论所谓的“性变态”——性的功能超越有关的身体部位或性对象选择的正常情形。至于所谓正常性生活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在我们考虑不同种族，不同年代时，足以使狂热者的情绪冷静下来。我们确实不该忘记，那最令人排斥的性变态，两个男人之间的性爱，不仅曾被一个文化比我们悠久的民族——希腊人所容忍，而且事实上，还被希腊人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性生活中多少有一点逾越——有时在这个方向，有时在那一个方向——一个为正常标准所规定的狭窄范围。性变态就其感觉层面来说，既不是野蛮，也不是退化。
他们是由婴孩时期，未分化的性前期的“种子”发展而来，并且由于被压抑或被转移到较高级的、非性的目标——即被升华成为我们文化上无数成就的动力来源。因此，当任何人“变成”一个明显的性变态者时，我们不如说他“仍旧”是一个性变态者，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心理障碍的时期。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变态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发育的过程中曾受到过压抑，而转入潜意识。结果，我们潜意识的幻想内容和文献上所记载的性变态行为一模一样——克罗福特·爱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这本书认为心地单纯在造成变态的倾向上，负很大的责任。精神病症可以说是性变态的“负效应”（negative）。精神病患者的性构成，包括遗传的影响和他们的生活史中任何意外的影响，都会妨碍性的正常发展。正如河水碰到河床的障碍物时，会被挡回去而进入另外的似乎已干涸的旧河道。
二、临床现象为什么杜拉喜欢吮吸拇指头
为什么杜拉喜欢吮吸拇指头
没有人会争辩，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
引起歇斯底里症状动机的原因，一是被压抑的正常性活动，二是潜意识的性变态活动。一般人不知道，为人排斥的性变态行为，广泛地分布在人群中。
也许，我不说他们也知道：只是他们在提笔写作的那一刻，故意忘记它。
所以这歇斯底里的18岁女孩——杜拉，她已经知道吸吮男性生殖器是一种性满足的方式，她会发展这类的潜意识幻想，并且以喉咙的刺激和咳嗽来表现它，这不足为奇。同时，即使没有外在来源的启示，她得到这样的幻想，也并不奇怪——这种情况我在其他病人那里也见过。
因为在杜拉的病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为创造与性变态者的行为一致的幻想，提供了必需的身体上的条件。
杜拉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是个“吮大拇指”的姑娘。她父亲也记得直到她5岁时，才改掉这习惯。杜拉对自己小时候的一幕情景记得很清楚，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吸吮着左手的大拇指，右手拉着她静静坐在旁边的哥哥的耳朵。
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以吸吮方式自慰的典型例子，同样情况也可以在别的精神衰弱或歇斯底里的病人那里见到。关于这种奇怪的习惯，一个病人曾给我以启示，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一直戒不掉吸吮的习惯，她记得小时候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她记得自己一面吸吮着保姆的乳头，一边有节奏地拉着她的耳朵。
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既然它在平常的接吻中具有这种意义。这一性感区域在童年时期频繁运用，决定了继起的身体配合因素的存在，这就是从嘴唇起始的具有黏膜的腔道。
因此，当真正的性器官，即男人的性器官被女性了解以后，会增加口腔区性冲动的性暗示。于是不难想像，阴茎代替原来的对象（乳头），或作为其替身的手指头，作为性欲对象，而得到原来在早年时代所得到的满足。因此，这种吸吮阴茎的令人排斥的变态幻想，具有最无邪的来源。它是那被描述为吸吮母亲或保姆乳房的早期印象——一种见到喂奶的小孩时，浮起的印象的新翻版。
在大多数情况下，奶牛的乳房容易令人想起一种介于乳头和阳具之间的影像。刚才我们对杜拉的喉咙症状所进行分析的讨论，还可进一步说明。
也许有人要问，她想像中的这种行为情况，如何与我们对其症状所作的其他解释统一起来呢。该解释说，症状的出现或消失反映出她所爱的男人在与不在，并且参照他妻子的行为，有下面的意思：“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他：他离开时，我会生病（由于思念），他回家时，我便好转（由于高兴）。”
这问题，我必须回答，我治疗歇斯底里症状的经验显示：一个症状的各种不同意义并不一定要彼此一致，即性并不一定要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只要那引起症状的所有不同的主题性内容具有一致性就足够了。何况在目前这病例中，甚至第一种一致性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一种意义和咳嗽有关，另一种意义和失声以及病症的周期性有关。
更精确的分析可能会揭露出更多的与该病细节有关的精神内容。我们已知一个症状可“同时”按一定的规律与数个意义相呼应。现在我们可进一步说，它可“依次地”表示数个意义。
在几年的进展中，一个症状可改变它的意义，或者说，主题可从一个意义转到
另一个意义。这好像是在精神病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保留的属性，以保证一个症状一旦形成，就尽可能地被保留，即使它在潜意识的思想已失去它的意义。
教条地来解释这种保留症状的倾向并不困难，因为这类症状的产生不太早，纯粹的心理活动要转变为身体的表现——这过程我称为“转移”，要看许多有利的情况是否存在。转移所必需的身体配合因素很难得，因此，潜意识活动想要得到释放的冲动，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已存在的发泄通道来发泄。创造一种新的转移方式似乎比在需要发泄的新念头和不再需要发泄的旧念头之间形成联想这个途径困难得多。发泄的冲动沿着这些途径，从新的冲动回到旧的发泄渠道——表现到症状中，像福音中说的，旧瓶装新酒。
这些似乎说明了，歇斯底里症状的身体因素比较稳定，并且不易变动。然而心理因素是多变的，因为替代物较早被发现。可是，我们不应该从这个有关两方面因素的比较中，得出任何判断。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精神方面的因素总是比身体方面的因素更有意义。
二、临床现象恋父情结：要K女士，还是要我
恋父情结：要K女士，还是要我
——因K女士的出现而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杜拉自己。
杜拉对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的想像，不断地在她的头脑里反复出现。进一步分析这种想像，可能会发现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念头，实际上在不断地夸大和不断地加强，正如韦尼克（Wernicke）所谓的“超级”想像——虽然它的内容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它同样表现出了病理上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不管你怎样利用你的意识去控制这种念头，都不能将它排除，不能将它驱散。
一种正常的意念系统，不管其强度多大，总是可以消解的。
杜拉觉得她对父亲的想法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发泄。“我不能想别的，”她一再埋怨说，“我知道哥哥说，孩子无权批评父亲的这种行为。父亲叫我们不该为这些烦恼，应该高兴，他已找到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因为母亲太不了解他了。我想和哥哥一样认识，但是我做不到，我无法忘掉他这种事。”这类的超级念头常是那被称为“忧郁病”（melancholia），除了其深度的忧郁以外，该病和歇斯底里一样，也可以透过精神分析而解除。
现在，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像杜拉这样的“超级”念头，而他又知道意识对那种念头的抗拒是无效的，他怎么办呢？反省也会暗示，这系列夸张的念头一定从潜意识中获得力量。任何排除的努力都无效的，因为它来自潜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或者因为另一个潜意识念头隐藏在它后面。
在后一种情形中，被隐藏的念头通常是与那“超级念头”相冲突的念头。互
为冲突的念头总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它们常常是成双成对地，当一个念头在意识上被夸张时，另一个相反的念头就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这种介于两种念头之间的关系，是压抑作用的结果。
因为压抑作用常常是因为受到一个与被压抑念头相反的念头的过度强化所致。这种过程，我称之为“逆向强化”（reactive reinforcement），在意识中不能被解除的夸张念头（就像偏见一般）就称之为“逆向念头”（reactive thought）。逆向念头以一种很高的强度，压抑与之对抗的念头，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不能为意识上思维的努力所动摇。因此，消除那加强夸张念头的方法，就是使被压抑的相反念头进入意识界。
当然，我们也必须有备于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念头的“超级性”（Supervalency）不完全是因为以上所说的两种原因中的一个而来，而是同时由于两种原因共同所致。其他的并发情形也可能产生，但总离不开大概的范畴。
现在，让我们在杜拉病例中应用这些理论。
我们先说第一个理论，也就是说，她的脑海里充满了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强迫性是由于它的根源处于潜意识中，但她并不知道。要从她的生活环境及其行为中发现其根源产生的原因并不困难。
杜拉的行为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女儿所应有的范畴——她的感受和举止更像一个嫉妒的妻子。她给父亲两个选择，“要K女士，还是要我”，常对父亲表示不满，或公开自杀的企图——这些都表示她正在取代她母亲的地位。
如果我们猜测，在杜拉咳嗽背后的有关性行为想像的性质，在她幻想中，一定用自己取代了K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