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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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感觉非常无奈，说起逃跑，还有谁能比我跑得更远呢？拿着美国护照，我几乎可以逃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我可以逃离人员密集的教室，躲在家里不出门，那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可是这样一来，我的自尊在哪里？我引以为豪的敬业精神在哪里？所以我踏踏实实地继续在北京生活着，该干吗还是干吗，默默容忍着MIAO强迫我不停地洗手。
大约四月二十号左右，住宿班的课程过半。我上课之前眼睁睁地看着校园里停着几辆外地小车，都是学生家长，长途跋涉来接孩子回家。一个女孩把行李塞进汽车里，启程回家之前特意跑到我面前来告别。
我有点伤感：“上完我这节课再走不行吗？”
“路远，再不走就要赶夜路了。”她给我鞠了个躬，还是上车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明显变得稀疏的人群，心里堵得慌，不夸张地说，有点当年看着世贸大楼倒下去时的感觉。恐惧战胜了希望，全民开始恐慌，那个没有恐惧的人也没有恐慌，但是有着深深的无奈。
下课的时候有点激动，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鼓励各位同学几句。“我们这里在北京市郊，人烟稀少，相对封闭，几乎是你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避风港，希望大家安下心来，我们在一起，一定可以完成学业。”
这一节课之后的几天里发生了很多事，电视上面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非典”的消息，很多应急的措施也纷纷出台，同时也有更多的谣言通过各种渠道在传播着，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卑贱。
又到星期三了，我和MIAO准备去聋儿康复中心看望那些孩子们，又担心人家排斥外来的人不干净，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所以先打个电话过去，问欢不欢迎。
过了半天总算有人接电话，告诉我们康复中心已经开始无限期放假，孩子们都已经各自回家了。电话对方很惊讶地问我：“所有的学校都要放假，杜绝人群密集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呢。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新东方也是学校，也得听政府的指挥，说起新东方的教室，何止是人群密集，简直是人头粥粥，估计停课是躲不过去的。
翻翻课表，我第二天下午在住宿班有课，离开这些学生已经三天了，不知道他们这三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精神需要上传下达，我赶紧给办公室负责人董老师打电话。
董老师在电话里有点糊涂：“啊？你还不知道吗？这个班两天前就解散了，学生都回家了。”
就这么就都走了？我连个招呼都没打，他们就都走了？上万个学生教下来，哪个不是有始有终？哪个不是竭尽全力的精心教导，安排下一大堆作业留着慢慢消化？只有这个班的一百多个学生，是我永远的遗憾。
课表停留在四月二十号，从那一天起，我和MIAO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休养生息。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闲着也是闲着结婚吧（1）
不知道躲在家里的老百姓有什么故事值得一写，我只知道那段日子过得刻骨铭心，刻骨铭心得百无聊赖，百无聊赖得使我们开始考虑去领个结婚证。
讲“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有几百次了，如果课堂上时间允许的话，我会跟学生们探讨一下电影结尾的一场戏。
阿甘对珍妮说：“你生病了，可以让我来照顾你，我们回阿拉巴马老家，由我来照顾你和儿子。”
珍妮简单地回答：“你愿意娶我吗？”
讲到这里，我有时候会问学生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跟自己最爱的人结婚，有的时候会选择跟最爱自己的人结婚，你们觉得珍妮是属于哪种情况？”
珍妮的情况，看过电影的人自然知道，先不去提了。我只知道最幸运的结果是，自己最爱的人恰好也是最爱自己的人，这样的婚姻就很完美。
2003年六月六号，非典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和MIAO携手走进北京市民政局的办公大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涉外婚姻的法律，领取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可能是因为那天的日子比较特殊，六六大顺嘛，所以去登记的人比较多，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将近十对新人。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因为在北京的适龄外国人本来就不多，没有因为非典而逃离中国，坚持在最不该抛头露面的时候出来登记结婚的外国人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彼此看着，居然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办公大楼非常合理地禁止我们进去，把一切登记程序全都挪到一楼大厅里面，门开到最大，保证空气流通，门卫非常尽责地用一个红外线体温计瞄准每个走进来的人，确保任何一个得了非典的发烧病人都不能进来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登记结婚。
我们坐出租车过来，被风吹了一路，显得神清气爽，门卫的体温计瞄了我半天，显示的数字还是27度，低得有点邪乎了。
我开玩笑：“我这人一般很冷静，体温偏低。”
第三部分；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闲着也是闲着结婚吧（2）
等一切手续都办妥后，我们终于被领到里面的一个大厅，眼前立刻是一派中国式的喜气洋洋，大红明黄的色调映衬下，喜庆而又端庄。看起来非常像那个我原本不知道该是什么样，但它就该是那样的，用来登记结婚的殿堂。
我们被领到国徽下面站好，一个天生笑模样的女同志大声朗诵着证婚辞。虽然完全记不得她说的是什么，但想来无非是这样的话：“从今儿起，你们俩就是合法夫妻了。”
没有激动，没有感动，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就像小孩子长到六七岁要掉牙，我们俩到日子了就结婚。那张结婚证只在法律上有意义，而我们的爱情跟法律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走出民政局大楼，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直接回家显得太可惜了，又一时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去。理论上来讲，新婚夫妇应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来庆祝一下，或者至少应该做欣喜若狂状给各位朋友打电话，找一群狐朋狗友去狂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法聚集这样的兴趣，只能无所事事地站在楼前左顾右盼。
我忽然注意到，结婚登记处隔壁就是一个彩票销售站，这个奇妙的组合使人浮想联翩，领取结婚证和买彩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真的有关系，想不清楚，算了不想了。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主意：“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买彩票，多买，买来当喜糖，送给亲戚朋友。”
于是我们买了一百块钱的彩票，分成十张，每张十块钱，分送给当天能够见得到的亲戚朋友。当然这次买彩票和我以前买的所有彩票一样，连个末等奖都没中。经验之谈，结婚当天不该买彩票。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从此成了高先生夫妇。
高先生夫妇的结合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抑制了“非典”病魔的扩散，因为从那天开始，我们再没听说北京市有新病例被发现，而且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六月底，非典的威胁完全解除。
第四部分：“HI；可爱”的新东方学生一切都没有改变（1）…（图）
纽约，纽约。家在纽约，而我却又总是如匆匆过客一般，完全不了解这个城市，不了解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是一种非常熟悉的陌生感觉，很奇怪。
唯一让我感觉心里塌实的是，纽约似乎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总是敦敦实实地在那里，有着一套两百多年传承下来的规矩，一切都可钉可铆，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速度在发展，中间绝对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或者变故。
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快速运行的电梯里面，当电梯的门关上，刚刚启动的时候会稍微感觉不适应，但很快就会适应这个速度，被这个密闭的铁盒子带着上上下下。电梯外面可能已经换了人间，但电梯内部还是一成不变，并且你知道它将不会改变。
街道没有改变，一如既往地纵横交错，像立体迷宫一样，点缀着无数详尽的交通标志，足以让任何刚刚学会开车，还不太适应交通速度的人吐血身亡。
我开着心爱的RODEO，一时间竟有点手忙脚乱起来，毕竟是将近一年没有开车了，有点新手上路的紧张，不过到底是驾龄超过十年的老师傅，很快就在高速公路上撒开了欢。
可怜的RODEO啊，我是在2000年买来的新车，当时的里程是七英里，被我经常往返纽约和布拉格堡基地之间，一年半开了四万多英里，相当于六万五千公里，这数字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来说可是不低。
自从我回中国，它就一直在阿伍家的院子里放着，阿伍每隔两个星期会启动一次，让它不至于生锈。车这个东西不怕开得多，只怕老不开，闲放着，什么车都是放半年基本就放烂了。
RODEO看起来还是里外全新的，没有什么大的划痕，跟新车一样，实际上我知道它的主要零件都被长期闲置给腐蚀得差不多了。阿伍家据我所知有四辆车，根本就没必要，也没时间去开可怜的RODEO。
谁会想得到，车这个东西居然会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嫌弃，成了最大的负担。想当年我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当首付，然后每个月还自动从帐户里面扣除二百七十美圆来偿还贷款，一直还五年，实际买车花消超过三万美圆，加上其他的诸如维修保养，买保险等花消，四万块是一定有的，而它只带给我不到两年的驾驶乐趣。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早知道会在中国长期生活下去，当初回中国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卖掉。现在倒好，每次在美国居留最多三个星期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处理车的事情，只好这样听天由命了。
纽约的朋友们也没有什么改变。阿伍还是在联合国当警卫，上班下班，休息日约朋友出来吃饭喝茶，按部就班地换了个新车，交个女朋友，计划买房子，总之没有任何刺激的新闻。
第四部分：“HI；可爱”的新东方学生一切都没有改变（2）
我约阿伍去艾姆赫斯特附近的中餐馆喝早茶，餐馆是一成不变的，菜色是原汁原味的，价钱是没有上涨的，甚至连服务生都还是几年前的那些人，让人怀疑到底我离开了多久，是一年还是一个月？
阿伍的普通话退步了，主要原因是很久没有跟我说话，所以我们还是使用着普通话加广东话加英语的方式来沟通，一切仿佛又回到当年我们第一次在加州沙漠里见面时的样子。我很羡慕他能继续从事类似军人的职业，有机会也有必要长期保持一个好的体魄，他看起来还是精明干练的样子，而我已经沦落成一个白白胖胖的上班族了。
宝海那几天也恰好从佛罗里达州赶回纽约，忘了他是要办什么事，总之掐指算来，我们三个已经有两年没凑到一块过了，能再次回到纽约，回到这个大家共同的起点来相距，心里真的是唏嘘不已。
宝海胖了，胖得都圆了，显得滑稽，我还没见过这么胖的士兵呢。他还是笑嘻嘻的好脾气，不太在乎我的冷嘲热讽，对我的评价是：“你好像变得成熟了。”
我差点倒地身亡！什么叫成熟了？三十来岁，娶了媳妇儿，教了好几万学生，跑了好几个国家无数个城市，然后你说我好像成熟了？！这是在骂人呢。
或者是旁观者清，这两年在中国的生活真的带给我很多改变，而这些改变是自己体会不到的，只有特别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才看得出来。
宝海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太在乎，也不太关注自己在说什么，更不在乎在使用哪种语言，听他说话是要反应非常快速的，因为他很有可能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几分钟的广东话或者福州话，然后才意识到我听不懂。看在阿伍也讲广东话的面子上我就忍了，但绝不容忍这小子跟我讲英语。
我抓住一个机会提出抗议：“都是中国人，都会讲中国话，你们老跟我说英语干吗？”
他们愣了，然后笑，说：“这里是美国啊，大佬，不说英语说什么？而且咱们三个谁是中国人？人家管咱们叫海外华人呢，你别自做多情了。”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不是因为无法反驳他们的观点，而是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我被中国文化洗脑了！
第四部分：“HI；可爱”的新东方学生洗脑（图）
如果说“洗脑”是个贬义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更文雅的说法，叫做“被动而无意识地被改变认知思维方式”，我就是被洗脑了两次，或者说三次。
第一次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中美之间的差异，看什么都要比较，觉得接触到了一种跟小时候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觉得很自由。
第二次被洗脑是在军队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且开始上网之后。终于已经可以慢慢的透过现像看本质，终于可以看穿那些虚伪的宣传包装，坚定地瞄准事实真相，才发现原来世界大同，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除了有些文化上的差异，作为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没什么可骄傲的，也没什么可自卑的，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好。
第三次被洗脑就是现在了。在中国生活的每一天都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北京这个城市使人亲近，人文也好市政建设也好，都更适合像我这样骨子里就留下深深烙印的中国人，我已经能够完全没有计划何时回纽约定居了。
想起我常常在课堂上讲的电影“情归巴黎”中的一句台词，“美国是我的国家，巴黎是我的老家”，用在我身上，叫做“美国是我的国家，北京是我的老家”。
经历过这么多次的“洗脑”，我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聪明呢？显然不是。阿伍和宝海的世界很小，他们只需要了解一个纽约市就足够了，他们将一生在这里生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安居乐业，很幸福。
我的生活很新鲜，很刺激，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也在放弃着旧的东西，就这样被洗脑。知足者长乐，这种心态不是随便说说就能领悟到的。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很大，三十岁的时候我知道世界确实很大，但并不都属于我一个人，我的世界只延伸到那个我自己觉得满足的地方。
第四部分：“HI；可爱”的新东方学生听说速成班的军官学员（1）
2003年十一月，北京香山。我在北京新东方听说速成住宿班上，教了二十个中国现役军官，这一次，留给我毕生难忘的印像。
开班之前，就听说这个一百二十人的班上有二十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高级军官，是即将派往海外执行什么特殊任务的，临行之前突击补习一下英语口语。我挺兴奋，同行啊，肯定有共同语言。
开班典礼那天晚上，我们五个老师在门口等着学生到齐，很快身边就围上一群中年男子，那神态绝对跟任何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不一样，一副见过世面，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们随口聊着，他们也说话，也笑，也挺客气，但怎么看怎么像把我们这五个老师当小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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