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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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说：“良马只有伯乐认识它，如果当时没有伯乐的相马能力，它就不会被世人当作良马。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一样。”怎么见得呢？孔子在陈、蔡受困，颜回说：“先生的德行太伟大了，天下容不下。但是先生推广它，实践它，却不被世人采纳，这是当权音的耻辱。先生有什么过错呢？”
＇从文王在羡里韬光养晦，以避纣王的迫害，就可以明白他的君主的昏庸；从孔子的流离在外，就可以知道他的国家的黑暗。＇《谷粱传》说：“孩子出世后，不能避免水人之害，是母亲过；到了八岁还不拜师学习，是父亲过＇古代习俗，六岁剪发叫“羁贯”，“成童”指到了八岁＇；拜师学习，求教不得法，心志不通，知识不长，是自己的过错；志向和学识都有了，名声还不大，是朋友的过错；名声大了，上司不举荐，是上司的过错；上司向君王举荐了，君王却不任用，是君王的过错。”孔子说：“内在的品行不好，是自己的过；品行好而无名声，是朋友的过。”
【经文】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固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大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大公固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在道而假财。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矣。”
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有势之与无势耳。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轻而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娄易于百涉而难于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道不可也。”
【译文】
孔子说：“走远路的人，要借助于车马；渡江海的人，要凭借船只。贤能的士人要立功成名，就需有资产、财物的援助。”何以见得？古代最好的木匠公输盘能用国王的木材建成宫室、台谢，却不能为自己建一间小屋，这是因为木料不足；善铸剑的欧冶子能用国王的铜铁铸成金炉大钟，却不能给自己做一些日常用具，这是因为没有用料的缘故。君子能够通过君主的朝政，使百姓和睦，对百姓施恩，却不能使自己的家庭富有，是情况不允许的缘故。
所以舜在历山耕种，却不能给州里的人带来任何恩惠；姜太公在商朝的国都朝歌宰牛，却不能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得到什么利益。等到他们有了实权后，他们造福于民众的恩泽遍布四面八方。所以舜只有通过尧，太公通过文王，才能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造福于民。有道德的人只应借助大道来修炼自己，而不应当打着行道的旗号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腾蛇驾雾，飞龙乘云，等到云开雾散时，它们就和蚯蚓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失去了它们所凭借的东西。”韩非子说：“千钧的重量有船的支撑就不会沉下去，细小的东西没有船的承载也不会浮起来。这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锱铢重，是有依托和元依托而造成的。所以失去了依托，事情就不能成功。秦国的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钧重物，从而使自己的身体也显得很沉重，然而却不能使自己的身体变轻而使千钧变重，因为他不能形成那样的依托。离娄走一百步轻轻松松，却无法在睫毛上行走，不是百步的距离近而睫毛的距离远，是因为从道理上就行不通。”
【经文】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光深谋之臣，合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
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泜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渑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
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
＇议曰：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贤者，唯尧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陆机云：“飞辔西顿，则离朱与矇瞍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碔砆匿曜。是以才换世则俱因，功偶时而并劭。”以此推之，向使殷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媵臣；周无牧野之师，则大公渭滨之渔者耳。岂能勒石帝籍，策勋天府乎？故曰：“贤、不肖者，才也；遇与不遇者，时也。”诚哉，是言也。＇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译文】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函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的母亲，也不能挽救长平之战赵国的失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
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
《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殷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陪嫁到有莘国的陪臣；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渭水河畔钓鱼的人，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是机遇。这话说得对啊！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楝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楝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千万谨慎啊！
政体第八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
【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俺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年，故立三公丸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於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
“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候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於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渭之文诛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
“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经文】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放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
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於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译文】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汉景帝下诏说：“制作只供玩赏、装饰一类的东西，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将影响成衣制作。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大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晁错写的《盐铁论》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而田野却荒芜了；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
【经文】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慑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经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