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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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
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
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埋，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译文】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
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
【经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
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
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译文】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
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
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