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3-信念平安 :18年平安生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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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点心虚。他说他之所以没那么做，是因为看见我是个自立自强的人，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他还说体会到了我干活的那股热情和劲头，他说我像个侠女，重情重义，不论对红哥还是对工作，都怀抱一腔热血，真诚付出。
为他这番话，我差点吐血。他是在蛇口的海边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时候我正天旋地转，伤心欲绝。
渴望，从这里流淌第13章 问候刘头儿，您好！
身为领导跟学者的刘鸿儒，在平安最初的10年发展中，倾注了如长辈、学者、老师、朋友和战友一般的深情厚谊。眼看着平安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走上正轨，一点点身强体壮，作为当初的一个引导者，一个培育试验田的人，他的欣慰是由衷的。
在平安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换句话说，平安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产物，跟这个人的悉心指引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刘鸿儒。
现在的平安，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企业公民”，这是个境界，也是个人性化的昭示，这说明在平安的文化里面，开始注重浇灌人情味了。人情味是什么？简单地说，人情味就是人间烟火。那人间烟火又是什么？简单地说，人间烟火就是最俗常、最本分、最接近私欲的那种人性。那么怎么检查（或探清）人情味呢？你来看看如今的平安吧：当你翻开员工福利保障制度时，你不能不感慨一个企业公民所具有的人文良知——在员工休假表里，几乎各种假期都是100％地保证薪酬待遇，令你突然想唱那首《幸福在哪里》。
企业似人，一旦降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平安的机遇在于中国的改革，在于改革的政策，在于开放的环境，在于独具慧眼的认知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金融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和领导人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扶持。
1988年，刘鸿儒正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平安的批准设立，恰似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摆在面前。或许那时候，刘鸿儒已经想到了他必将倾力培育这块试验田，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保险领域第一个崭新模式下的保险公司，这家公司今后的命运，必定要独立地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这是个绝对的探索和尝试。他知道这家保险公司势必要打破一直以来我国惯有的经济体制，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在竞争的创新中求得发展。
毕竟，平安，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中国20世纪末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示范。这个试验田，是中国金融市场走出国门的希望和未来。于是，平安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为金融领域的管理者，刘鸿儒有责任好好保护这块田，让她很好地生存并发展起来。这是对国家的贡献，是为民族事业负责。
身为领导跟学者的刘鸿儒，在平安最初的10年发展中，倾注了如长辈、学者、老师、朋友和战友一般的深情厚谊。眼看着平安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走上正轨，一点点身强体壮，作为当初的一个引导者，一个培育试验田的人，他的欣慰是由衷的。毕竟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他的手里诞生了这样一个令世人骄傲和瞩目的企业——这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而今这个生命正在蓬勃发展，走向世界。
营销就是在不断输入知识和技巧、输出专业与能力，并在与客户互动的过程中渐成正果。（深圳·熊艳玲）
我有幸在1988年认识了刘鸿儒。在我眼里，他是个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乐观和蔼、胸襟开阔的人。他喜欢运动，无论打球还是跳舞，都性情豪迈，有年轻人一样的朝气。他的许多学生不喊他行长，喜欢叫他刘头儿。后来我们熟悉起来后，也这么称呼他。和平安一群年轻人相处，刘鸿儒总是很开心，大家都成忘年交了。
那些年经常跑北京，要报批的事项很多，我能经常见到刘头儿。别看都是人，但人也分类，要不就没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说了。抛开身外之物看人类，有些人叫人害怕，有些人叫人喜欢；有些人叫人难受，有些人叫人爱戴。刘头儿属于后者，叫人尊敬。说真的，别看他那么大的一个官，在他面前却没有拘谨，他能拿你当小朋友，你可以拿他当大朋友，一个上层人物与小人物交往能有这么随和亲切的心态，实在是种宽厚跟善良。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小女儿，在我面前他就像个老父亲，我和他之间在外人看来似乎有很深的交情，但说白了就像一碗水，清澈见底。
刘头儿常说，没看见这么拼命较真儿的小丫头。嘿嘿，那时他就这么叫我。我知道这是一种长辈的喜欢，很单纯的喜欢，就像拍拍一个倔强的男孩说“这小子！”
那年冬天去北京，天冷得出奇，我一到就发起烧来。给刘头儿打电话时声音哆哆嗦嗦的，他一听就听出来了。问怎么搞的，刚回去怎么又来了？我说这次不是机构的事，是外汇买卖方面的申请。
刘头儿在电话里说，行了，这个我知道了，天这么冷，你把报告留下马上回去。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到有确切消息才能走，要不回去怎么跟马总交代。这是那阵子我在北京跑批文的习惯策略，不能递上报告就不管了，要跟，一定要跟，没有人会在前面等着给你办事。要是不跟，不是石沉大海，也是猴年马月，所以我总是坚持到有可靠消息时再走，而且电话里还不停地催问，无疑给各级层面都施加了压力。
刘头儿知道劝不动我，就说那这样，你晚上来家里吃饭，家里的青菜多，不油腻，感冒了得吃点清淡的东西。后来有人说，你怎么敢去行长家里吃饭，你该请人家吃饭，你求着人家呢。这真是，说得也有道理，是我在求着人家办事。可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奇怪：有些事求着办不成，不求却顺顺当当。
刘头儿家的饭菜，简单平常。小保姆做了一大桌子，红的绿的清清爽爽。伯母拉着我的手说，你刘伯伯说你来北京出差冻病了，让你来家吃顿饭，一个人出门在外挺不容易的，要知道心疼自己啊。我应着，就像握着妈妈的手，鼻子有点酸溜溜的。过了一会儿，外管局局长和夫人来了，一进门就问怎么想起请客吃饭，再一看一桌子都是素菜，又问今天什么日子，为什么吃斋？刘头儿和伯母都嘿嘿笑，说给他介绍个小朋友认识，于是隆重推我出场。我就是在这个场合下认识了外管局长。
吃着饭，刘头儿说你看人家多不容易，一个月好几趟往北京跑，就为了平安能发展得快一点，这是好事呀，平安是改革的产物，我们不支持谁支持，你这个外管局长也得支持，让平安跑得再快一点，怎样？
说着举起酒杯对我说，小梁子今天病了，这酒我替平安喝了。我赶紧举起酒杯，说有您两位大领导这么理解我们平安，我代马总谢谢你们。不管怎样，这场合就得这样说了，能代表谁就代表谁吧，反正再怎么代表也
伟大的人格造就伟大的事业。（深圳·吴忠萍）
不如把这杯酒一饮而尽表达得真诚干脆。说完就咕咚一下吞了下去，喉咙被那酒辣得火烧火燎，眼泪径直就进了嗓子。
外管局长也是个痛快人，一仰脖子也喝了，说，好，痛快，我就喜欢干事痛快的人。刘头儿马上说，哎，酒不能白喝，菜也不能白吃，小梁子明天就去找你。就这样，外汇买卖的申请从上报到批文下来，不到一个月，是所有批文里最快的一次。
若干年后回忆这些历史，我心里仍然充满感激。谁说高官不好打交道，我认识的高官都非常好打交道。平安早期一路遇见好人，加上中央有政策，地方给支持，员工敬业，官员扶助，仿佛老天有意这么安排似的，从袁庚开始，平安就一路交上了好运。
渴望，从这里流淌第14章 换个活法需要勇气
我的直觉告诉我，虽然我和平安还陌生，虽然平安还不强大，不醒目，但从马明哲平静温和的笑容里，我看到足以信赖的安全和托付。这个新天地让我精神愉悦舒缓，心情放松，有种宽慰般的知遇感。
可能是因为面试时的6个摇头吧，我的试用期比正常试用员工多出3个月。也就是说在平安，我的试用期是6个月。马总或许想看看一个说自己只会写东西的人还能干些什么，或者干得到底怎样。
到了9月底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李玉猛突然告诉我，说你的试用期结束了。我说还差3个月呢，他说马总同意提前结束你的试用期，你很快就是正式员工了，公司会给你办理调动手续的。
一切来得很突然，也很容易——显然，我被试用通过了。哈哈，那天是1988年的国庆节前夕，我提前3个月转正了！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无风也无雨。蛇口的秋天，招商路上盛开着紫荆花。这花开得怪，夏天开，秋天也开，整条路的两边粉红一片，树上开着，树下散着，落得一地都是花瓣。办公室的后窗外秋虫微微在叫，像蟋蟀也像知了，声音细细的，没有北方大虫那么豪爽。短促又喘息的丝儿——丝儿——声，跟个蟋蟀姑娘差不多。我无心辨别虫的声响，一门心思开始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告诉他我已转正，希望帮我办妥调动手续。
很快朋友回信了，说手续不好办，人家单位不放你，要你回来上班呢。麻烦了，原来以为顺理成章的事，卡壳了。命运在这个时候跟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好像故意折腾一样，我的调动手续耽误下来。那时平安每个月都有员工在办工作调动，不断有人加入平安。有人顺利，有人也要翻来覆去地折腾好久。全国人民都像赶集一样热衷下海，深圳的各种调动纸片就像雪片一样满天飞。
在这场“南飞”的折腾中，我的时间算最长的，商调函有期限，过期好几次了，每次平安都得重新打报告为我办理申请调动的手续。次数多了，蛇口工业区的总经理也纳了闷了，说你不就是个学生嘛，你那档案里有什么呀，实在不行蛇口重新给你建个档案不就行了吗，调来调去调不进，凭什么不放？后来我的申请报告上就签了这么一条意见：不惜任何代价将该同志调入蛇口工业区。看到这样的气魄和签署意见，我的心一热：敢情这地方还真值得闯一闯呢。
人生许多时候需要突围，“冲”的意义源于人不但长着眼睛，还长着心灵。心有所思所想，眼珠子就会顺着心灵的方向看出去，有心的指使，眼睛就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在全国“人才流动”风起云涌时兴起了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而我那阵子所有的感觉都在蛇口这个地方。
突围是难的，突围的过程免不了坎坎坷坷，心惊肉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人也能截然不同，是不是个怪事？
1985年我被原单位保送上大学，带工资，学费也由单位出。当初文件只规定一条，就是毕业后凭毕业证报销全部学习费用，没有限制毕业后的出路。完成学业后，按文件精神我完成一切手续。后来单位因为改革闹起“人事风波”，上下混乱一片，我就借机出走了。后来听说老改革派被弹劾，新改革派占了领导地位，一切由老班子决定的事情全被推翻。于是我的调动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给出的答复很简单：把学费还给单位就可以走人了。这是不是开玩笑？红头印章和正式文件转眼成了木头一个废纸一张。
我在电话里好说歹说，据理力争，什么用没顶。后来又三番五次飞回去，把自己折腾得像个大鸟，疲惫不堪不说，结果还是个零。一句话，还不还学费，不还学费，休想走人。呜呼，那点可怜的学费成了无端的借口。有人私下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你是前任批准上大学的，整你是杀鸡给猴看呢。呵呵，杀鸡给猴看，我冷笑：杀猴，猴都不稀罕看呢。
改革，带来了新旧势力的斗争与较量，要多复杂有多复杂，要多黢黑有多黢黑，而我则成了中间的牺牲品。很不甘心。人啊，一旦轻蔑了某种玩意，战胜的勇气就会倍增。在这种阴暗权谋的苟且里，我决定看淡这玩意这刁难，陪着主儿玩一玩。
依然还是正面的几个回合，依然还是没改善——调动迟迟下不来。平安开始着急了，问怎么回事？蛇口工业区的调令已是“最后通牒”，再过期，那个指标真就作废了。这种调动都是占用人事指标的，平安的人事指标很紧张，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蛇口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调进来，你既然搞不掂，那就留给别人吧。
冲着“不惜任何代价将该同志调入蛇口工业区”这个批示，我跟家乡的朋友也下了一个“最后通牒”：我说你再去一次，实在不行就告诉他们档案我不要了。朋友说别，别着急，这次我一定想个法子把这件事办好。
还别说，真办下来了，全过程精彩之极。朋友称自己扮了个开金店的广东老板亲自登门，还特地找了两个戴着能吓死人的大墨镜的人陪着。朋友本是个文人，态度有礼，不卑不亢。他在里面跟那领导慢条斯理地讲道理时，两个墨镜就在门外候着。结果不到20分钟手续就给痛快地办妥了。事后那个领导还笑嘻嘻地送朋友出来，人都走好远了还留心察看着呢。我问朋友他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假老板，朋友说人分三六九等，这种人在势力面前就是烂泥一堆，我这个模样去登门拜访，他完全不能招架，哪还有什么判断力？
我问，你没应允他什么？朋友笑说，啥也没有，我就摆事实讲道理。我说那我也这样做过，为何搞不掂？朋友哈哈大笑，说你还嫩呢。
不费吹灰之力，我的调动解决了。但这么容易的一件事，非要闹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荒唐，非要凭借“一场戏剧”来结束，实在是不可思议，让人啼笑皆非。
只有人和人的相互关心、平安呵护，世界才会更美好。（河南·赵东声）
刚刚完成了人生里面的重要迁徙，意外就来了。没出3个月，原单位那位被革了“命”的前领导就重新翻身上了台。他知道我已调离大连，匆忙赶来蛇口。千言万语就一个意思：看看我的选择值不值。
南海酒店后花园的海边上，他沉默不语。同样都是中国人，身在南方和北方，命运截然不同。跟马明哲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中国“第一代改革者”，是时代的弄潮儿。不同的是，他是在旧体制里做胎了一个新生命，所有供养都是旧的：旧细胞，旧血液，旧系统，即使骨骼再新，生命力再强，架不住陈旧腐朽的污泥浊水周身循环，坏死的几率太大，他不夭折谁夭折。而马明哲不是，马明哲的幸运，在于开天辟地，另起炉灶，创建了一个新体系：首先是与旧的东西彻底隔绝，一切都另立门户，一切都新；在不可预知的未来里，大胆开拓，大胆闯荡，大胆发现，大胆找规律，然后大胆尝试。总之，一个新世界的广袤空间给了马明哲无限的天地。他没有传统上的包袱和束缚，没有体制上的限制和压力，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实验他的新东西，所以他只管走他的路。一点点的，反而走出了“平安大道”。
老领导说想见见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我知道他想见马总的真正原因，是想看看我选择平安的真实理由。但我没有答应他。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