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金史-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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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兒、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硃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兒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兒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