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金史-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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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恆、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籓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完颜素兰 陈规 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刺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飐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