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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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罅狈⒍艘怀》炊缘谌秩说穆壅Ｒ虼擞凇抖皆又尽泛汀渡钪芸飞戏⒈淼闹髡耪」愦笕褐冢峡谷盏奈恼拢脖蝗衔仪慊嶂饕澹诘晨隙运械忝馈痪湃荒晔碌摹逗炱煸卤ā返�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部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一九三三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参加了特科工作。特科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地下党不发生任何联系，所以他的入党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不知道的。这一年冬，国民党特务组织“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和良 友图书公司，我们打算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向当局提出抗议，我拿了这个名单和蔡叔厚商量。蔡叔厚对我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看胡愈之还是不列名为好，让他超脱一点，可能更有好处。叔厚是愈之的好友，先在中央特科，后来转到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所以他的这一提醒，我曾猜想到愈之可能另有其他的任务。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90％，地下党损失了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特科（王学文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一九三三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一九三三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彧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一九三七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 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欧阳予倩全集》序
今年五月，是欧阳予倩同志百岁冥诞，为了纪念这位戏剧界的元老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编纂的《欧阳予倩全集》六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值得庆幸的事情。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一百岁，洪深九十五岁，田汉九十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湉亲政，张之洞奏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设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田汉则是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一九○四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一九○七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一九一五年洪深写的《卖梨人》，一九一六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要比胡适的《终身大事》早四五年。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一九二二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怕艰险，愿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挫折，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真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然而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和争论。从一九三○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入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 者之间。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戏剧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被称为戏剧界的“黑旋风”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他写的《咸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九四二年他写的《黄白丹青》，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不断地发生争论和分歧。现在看来，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说到底，这也就是二十年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有一点偏倚看来是难于避免的。对此，田汉后来在替予倩的文集作序的时候说得很坦率：“我们从来不是轻视技巧的，但我们更多地看重政治任务所在，我们不惜日以继夜地把戏剧突击出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突击派’，而予倩的艺术馆代表着所谓‘磨光派’。谁不愿把自己的艺术磨得更光呢？但我们不主张为磨光而磨光。我们是主张在突击中磨光的。……我们和予倩虽则在当时桂林一家三教咖啡厅楼上为艺术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观点显然慢慢地接近了，我们的矛盾很自然地解决了。”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年，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
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话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斗争，美术界有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而且演过京剧，二十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田汉在幼年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一九二七年办“鱼龙会”，就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汉、洪深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话剧界没有人反对过传统，没有出现过民族虚无主义，话剧工作者是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必多说了。
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