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5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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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辛，也该懂一点了，人情世故，心里也该有一点谱的，我们对你这么好，又是香烟又是水果，你还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担担都有破损？这么的不当心不体恤人？玻璃与镜子，都是多贵的东西啊！”聂文彦千说万说，急得脸也煞白，嘴角也冒白沫，要求老扁担给她一句话。老扁担就说了一句话：“我当心了。”　
　　我们去找了张华。看看她有没有办法，再在外面马路上找一个扁担。张华说：“外面的扁担随便进来接活？他敢？不通过表弟认可和安排，他不要命了？”我们一听，便再没有力气坚持与计较了。张华带了我们，到别的人家看了看。发现凡爬高楼的扁担，无不常有材料的破损。因为按每担计算工钱，都急，都巴不得多挑几担上楼，挑到后来，力气没有了，腿都打颤了，哪里还稳得住担子？相比之下，老扁担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更是无言了。张华说：“你们看看这些农民工吃的什么？餐餐都是大馒头就腌菜，汤就是龙头里面的自来水，哪里有力气挑重啊，也是在拚命了。”大家都无话可说。回去，硬着头皮，把装修进行到底。聂文彦的心劲也终于耗尽了，每当看着老扁担卸下破砖烂瓦，只是抓住自己胸口的衣服，欲哭无泪。王鸿图也默着脸，不再给老扁担香烟了。　
　　却不料，装修竣工，老扁担来结账，递过一张皱巴巴的记工单。我已经在掏钱了，聂文彦说：“慢！”聂文彦王鸿图夫妇一算，老扁担却还是按四毛五收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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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阵子，是愤怒的沉默。聂文彦眼睛睁得鸡蛋大，特别的吃惊与懵懂，好像一个突然撞上了考试的女学生。王鸿图到底是男人，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王鸿图试图与老扁担说通道理，他说：“当初就是因为表弟要高价，我们才找你的，是不是？你同意了，是不是？到头来怎么还是要高价？既然你也要要高价，我们何必特意找你，谁挑不都是一样？是不是？既然表弟不收你的管理费了，你何必还要我们高价呢，是不是？”　
　　要工钱的关键时候，老扁担也说话，说得也还是简单。老扁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你们非得要我挑，你们没有说不是这个价，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价。”　
　　现在是我们没有话说了。无须回忆，都是眼前的事情。聂文彦确实没有明确告诉老扁担是什么价格，因为一切都是明摆着的。　
　　聂文彦说：“可恶！实在太可恶了！”　
　　老扁担再不说话，就只是抱了他的扁担，站在我们两家门口，一动不动，单是伸手要钱。　
　　王鸿图说：“两毛五。”　
　　老扁担坚决摇头。　
　　王鸿图说：“好吧，三角！”　
　　老扁担还是坚决摇头。　
　　这一下子把聂文彦恨得，再也无法保持平日的端庄，两手胡乱挥舞，面部纠扯歪斜，一开口，声音也是劈的了，她叫道：“真是不知好歹！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不知好歹！那么，被你损坏的东西呢？损坏东西要赔偿，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吧？如果按照物价赔偿，你全部的工钱都是不够的，你知道不知道？”　
　　老扁担绝对不睬聂文彦，人也绝对不离开。入夜了，老扁担兀自僵直地守候在我们的门口，我们无法安心。王鸿图出来几次，吼道：“你走啊！”老扁担也不走。王鸿图只好架起老扁担的胳膊，把他拽下楼去了。我赶紧与聂文彦商量，建议把工钱给老扁担算了。聂文彦一听就火了，说：“不！决不！”聂文彦认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是他们在做笼子，在骗人；整个装修都是一个笼子；笼子里头还套小笼子；连一个老扁担，都跟着欺负人，实在是叫人无法忍受；再忍受，她觉得一点自尊都没有了。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余地，聂文彦怒火万丈，滔滔不绝。她说：“是的，按道理，张华是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怪张华，也不能无凭无据怀疑张华，但是，现在事情到这种地步，谁又能肯定张华不是暗中吃了回扣呢？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绩，别人也容忍不了，造谣中伤，死打烂缠，一定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房子坏了，要修整—下，个个都来骗你，处处都搞巧要钱；连大街上小混混和农民工，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可以这么坑蒙拐骗？他们以为我们是谁？就这么轻易好欺负？这一次，我是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了！”　
　　聂文彦请我不要管这件事了，事情由他们夫妇交涉摆平；而我，则必须要与他们步调一致，千万不能单独把工：钱付给老扁担。聂文彦高度紧张，严阵以待，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她说：“清你答应我，一定不能出卖我们。现在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也就相信你了。我要清你一定答应。”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说声“我答应”。　
　　我答应了聂文彦，我无法不答应；听到自己答应的声音，心里到底不是滋味，这种情形与场面，叫我难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皆是又可笑，又可气，又可怜，皆没有保住自己的体面与尊重。　
　　翌日清早，门外传来惊声尖叫。原来还是老扁担。老扁担又来了，还是立在我们两家门口，怀里抱着扁担，破衣烂衫，汗臭熏天。身穿睡衣的聂文彦吓坏了，惊声尖叫着，掩住低低的胸口，飞身进屋，抵紧房门，歇斯底里发作了。　
　　“你走啊！走啊！走啊！”聂文彦喊叫着。　
　　王鸿图冲出来，短裤背心，睡眼猩红，一句话没有，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老扁担肩膀上。这是一个星期天，王鸿图的儿子女儿都回家过周末，两个年轻人也赶紧出来了，都来驱赶老扁担。老扁担受了王鸿图的拳打，不反抗，也还是不言语，却顽强地立在那里，不肯离开。王鸿图的儿子人高马大，对老扁担吼道：“你还不走？找死啊！”王鸿图的女儿说：“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烦死人了！骚扰民宅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啊？”这女孩子说话和她母亲一模一样，腔调居高临下，语气蔑视。　
　　我只好去叫张华。开始张华不肯来，说：“装修已经结束了，我作了这次孽，好不容易转胎托生了，莫再烦我。人家聂文彦，教授太太，比谁都精明能干，我烦不起的。”　
　　一会儿，张华自己又说：“好吧好吧，我好事做到底，送佛到西天吧。”　
　　张华上来以后，老扁担突然清晰地说：“老板打人。”　
　　王鸿图说：“我打人？我打你还是客气的，我还没有报警呢！你这样骚扰民宅，看警察给你什么待遇。”　
　　老扁担说：“我只要我的工钱。”　
　　聂文彦忽然冲出来了，却还是没有换掉睡衣，依然用手揪住胸口衣襟，眼睛发直，叫道：“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　
　　张华说：“哎呀算了算了，以后再说吧。什么事情，顶牛了总是没有说头了。王老师聂老师，你们进去吧。孩子们，把你们爸妈劝进屋。梳洗一下，换了衣服，一家人吃早餐，清清爽爽过星期天。老扁担，来来来，跟我下楼，喝点绿豆汤，又没有什么大事，都好说好商量。”　
　　聂文彦用手指点着张华，说：“你是什么人？你算老几？你不觉得你闲事管多了吗？你这么喜欢管闲事，是不是有什么想头？”　
　　聂文彦失态了，她管束不了自己了，她恶语　
一出，自己也捧脸哭了；大家顿时都十分难堪。王鸿图连忙对张华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是有意的。”　
　　张华横了聂文彦一眼，语气平静，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认得？我是照看自行车棚的穷寡妇。我什么想头都没有。我也不要什么想头。我只要自己为人坦荡，不会为几个小钱就得失心疯，我就很体面了。我们走！”　
　　张华立刻就下楼；老扁担倒也跟在她身后下楼了。　
　　一到自行车棚，张华就甩起手指头，高声骂老扁担：“这是你害我了！就怨不得我要骂你们！不是城里人不把你们当人，是你们自己先也没有把自己当人！眼皮里就盯着钱，钱，钱！事情还不好好做，那还不招打的命？真是挨打活该！四毛五分钱，与两毛五分钱，与三毛钱，隔了多远？要到就发财了？要不到就穷死了？外面的扁担，一层楼也就是两毛到三毛；为什么你就死也不松凿眼？你这不是害人害已！”　
　　老扁担半天也没有吭声，半天以后，还是顽固地说：“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价嘛。”　
　　张华眼皮抹下不言语，脸绷着，盛绿豆汤盛得锅碗叮哨响。大家喝绿豆汤的时候，都不出声。张华终于抬起眼皮，咒了一句：“这个婊子养的！”不远处，胖丫在广场上玩耍，与一个小女孩打羽毛球，一脸无人间烟火的神仙表情。张华看着她的胖丫，再一句“这个婊子养的啊——”便出口如吟诗，声音里竟有感叹人世艰险之意了；听得我心意悬悬，不知如何是好。　
　　矛盾果然进一步激化，一日午后，老扁担又出现在我们八楼，这次手里不是拿的扁担，竟是一把斧头。斧头是利器，是带血光的家伙，骨棱棱的一个男人，破衣烂衫，头发胡子拉拉杂杂，埋着脑袋，手提斧头，这是很凶神恶煞的。人人一看就紧张起来，花桥苑的两个门卫跑前跑后，跟着老扁担，好言好语劝解。张华从外面回来，停好自行车，跑上楼，径直上前，一把就夺下了老扁担的斧头。　
　　张华说：“这哪里还是一个事情？这不是一个事情了！”　
　　张华对我说：“你去找聂文彦，只要她一句话：付钱还是不付钱。她不付，我来付。”　
　　老扁担听张华这么说，头抬了抬，又低下，斧头也没有要，转身离开了花桥苑。我没有找聂文彦，找了王鸿图，建议我们两家把老扁担的工钱付了算了，各家也就是一百五十块钱。王鸿图说：“好。”王鸿图说：“其实聂文彦不是为钱，她这个人就是疾恶如仇。也是她们家的遗传，没有办法的。你们不要怪她。”　
　　可是，就在我和王鸿图商量好的这天下午，他们家被袭击了。没有人看见老扁担，也没有人发现行迹可疑者，大家下班回来，发现聂文彦家靠过道的窗玻璃被统统砸碎，防盗门也被砍坏。本来王鸿图说好今天下班回来，就把钱给我，我们两家的工钱，一起交给张华，请她转交老扁担。一看家里情形，王鸿图气坏了，不谈工钱的事情了，夫妇俩忙于报警去了。　
　　很快，一辆警车开进我们花桥苑，呜呜地鸣着警笛，大张声势，惊动了所有住户。几个警察跳下车来，有的去侦察现场，有的找两个门卫调查情况，还做笔录，笔录最后还要门卫签名。原来聂文彦果真有弟弟在我们这里的派出所，只不过不是亲弟弟，是一个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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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派出所通知聂文彦和我去接受调解。我觉得事情已经演变得十分荒诞，很不愿意去派出所，便死活拉上了张华。到了派出所，眼前的情景还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老扁担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赤膊上身，仅穿着一条破旧肮脏的大裤衩子，眼睛紧闭，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老扁担挨打了。一个警察，不是聂文彦的弟弟，态度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很寻常地用脚尖捅了捅老扁担，说：“人来了，起来，当面道个歉认个错！”　
　　老扁担没有起来。警察大为光火，又用力踢踢。　
　　老扁担这才哼哼着说：“老板哪，我真的没有砸你家啊！”　
　　警察朝老扁担猛踢一脚，喝道：“怎么承认了又反悔？法律跟你是闹着玩的？”　
　　老扁担“哎呀”叫了一声，蜷缩起来，只顾哼哼去了。　
　　我们三个女人，都慌忙地说好了好了，赶快说事情吧，赶快说事情吧。　
　　警察把我们带过一边，对我们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些乡里人农民工，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法律，就是会耍赖，难缠得很。这是裁定书，他的道歉与赔偿，他都认了，盖了手印；现在你们签字盖印就行了。他的工钱就算是赔偿了，作为赔偿，那点工钱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大姐们，我劝你们算了，这些人杀无肉剐无皮，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个人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聂文彦说：“好吧好吧，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一纸裁定书，很庄严，由于有国家的大红印，的确给人很有保障的感觉。手续很快办完，我们默默返回，都走路很快，逃窜的风一样。回到花桥苑，聂文彦自己上楼回家，我留在自行车棚里。张华提过电风扇，对着我吹凉；一时都无话；惟独一群白头翁鸟儿，老老小小，叽叽喳喳，在树丛里嬉戏；蝉在树叶后面，忽而尖叫一声，忽而又尖叫一声；天空钢蓝，白云朵朵，太阳如火如荼；真是岁月悠悠，不管人间沧桑；好像这么一坐就是百年，过去的事情，从秦皇汉武到今日装修，想说也说不清，说不清也想说；其实说也无奈，不说也无奈。　
　　到底，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说：“我是没有打算不给老扁担工钱的。”　
　　张华说：“这我知道。”　
　　我说：“那就好，那我心里就好受一点。”我拿出两张百元的钞票，说：“张华，我还是要麻烦你一趟。”　
　　张华接过钞票看了看，无意识地用手指捻了几捻，弯腰扎进丝袜里，还留意扎在没有跳丝的地方，怕钱无意掉了出来，当即就去推了自行车，说：“我现在就去。”　
　　张华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花桥苑大门，穿着一条牡丹花的七分裤，肥大的臀部上全是乱七八糟的花瓣，我却感到亲切，想必也是看惯了。　
　　我又独自坐了一会儿，心渐渐安定下来。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彻底的了结。聂文彦到底还是赢了，不用付工钱了。我的工钱现在也付出去了。现在付工钱，聂文彦不会再认为我是出卖他们了。邻里之间，非亲非故，却也不能莽撞行事。世上的事情，有时候，烹小鲜也如治大国，也有千钧的重量；如此，如释重负也就是一种实在的幸福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抗日战争也就八年，解放战争也就三年，却是流血流汗，慷慨高歌，江山换代，万象更新，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可以重要，人人都可以浪漫与壮烈；而这平常的岁月，天天看的都是同样光景，却暗中尽是绵里藏针；疼痛锥心，也鸡零狗碎诉说不出一个名堂来，生生就磨灭了多少人的志气与骄傲——还是庸常的日子长，还是庸常的日子多，还是庸常的日子主旋律，还是庸常的日子更难过，还是庸常的日子更要人的耐心与骨气！　
　　我正要上楼，张华回来了。张华的自行车拦住我，扯开她的丝袜，掏出五十元钱来，说：“我看他人还好，一点皮肉伤，派出所也给了药了，我就自作主张，只把你一百五十元的工钱付了。一是一，二是二，他的价钱已经是喊高了的，不能坏了规矩。再说你也不富有，就不要无谓的慷慨施舍了，慷慨施舍了也讨不到好，就像我这一次做好事，你看我，纯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说：“好吧。”　
　　张华说：“真的不是老扁担砸的。我猜是表弟使坏，你相信不相信我的感觉？”　
　　我说：“我当然相信你的感觉。”　
　　张华又鬼祟地一笑，问我：“哎，听说你是一个作家？”　
　　我毫无心理准备，忽然就脸热了，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喜爱的职业感到害羞与惭愧，却又不知道害羞什么？惭愧什么？张华却赶紧安慰我，悄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会告诉大家的。”　
　　我更加愕然：作家怎么啦？好像作家是生活中的一个奸细，现在被张华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