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_2-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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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８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紓紛矠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１０日，袁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紓紜矠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尔典亦亲至观礼”。紓紝矠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就这样，袁世凯终于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深知革命党因人立法以防他独裁的用意，从策略上考虑，他对约法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而决心控制内阁，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他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孙中山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调解”，采取了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２３日，经参院通过，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于２５日到南京组阁，３０日正式发表内阁人选：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由唐绍仪兼任。革命党人本来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坚决拒绝。他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任命黄兴为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并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一席的交换条件。在十个阁员中，加上刚刚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当时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袁把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重要的部都交给自己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因此，唐内阁实陆上是袁世凯集团占上风。
４月１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５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试图派王芝祥率领革命军一万人护送议员北上，并留驻北京支持议员行使民主权力。袁世凯识破了孙中山的意图，立刻暗中鼓动北洋军和北京商会通电反对，而公开则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唯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紓紟矠终于迫使孙中山打消了派兵北上的计划。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广大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１４４
②《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中国第３号，页２０５。
③《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４９。
④按清朝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袁世凯以这种办法招待欢迎专使。特示隆礼，但专使等以此为虚文，绕道未走，径入东门。
⑤《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同①，页２５８。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１９１２年５月版，页１７、６５。
⑧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３日。
⑨同⑦，页１０。
⑩同⑦，页２７、２８。
同⑦，页５３。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１４９、１５０。
同⑦，页５５。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２，页１。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１７１—１７２。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３０９—３１０。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１，页８。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２６年４月第１５版，卷首，页１。
《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９６。
同⑤，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１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１９１２年４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３月１６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５月３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６月１５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６月２０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广州，南昌各城市的报纸普遍谴责袁破坏法制，甚至公开揭露他有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立即反攻，一面回电反责陈其美“误听浮言”，⑥一面动员御用报纸放出谣言，说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待，避责潜逃”；说他私自“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于辞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妄图借以转移舆论视线。同时，为了麻痹人民，袁世凯于６月２４日发出致各省都督的公开电，声明对就职誓言，信守不渝。他说：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者见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两千年专制之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接着他又以被人误会的口吻抱怨说：“乃近日以来，各小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众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半……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⑦
这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都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⑧依照帝国主义的旨意，袁世凯于６月２７日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的总理职务，两天之后正式任命陆征祥为总理，成立了所谓由“超然总理”领导的“混合内阁”。陆征祥（１８７１—１９４９）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清末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任驻俄国公使，由于受梁士诒的策动，他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以此“功”，得以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表面上他无党无派，实际上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才能平庸、能听凭摆布的工具。
为了表示对陆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由王正廷代）联袂呈请辞职。同时，财政总长以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袁党坐在那里不动。当时，袁氏感到自己没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开同盟会组织内阁还不到时候。７月２日，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至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马上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⑨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于１０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１４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请及早举人接任。
袁世凯无奈，只得于７月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