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_2-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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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无奈，只得于７月１４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转而收买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同盟会原来开会议决，同意陆征祥组阁，惟禁止会员加入内阁，以贯彻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的主张。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甚为不满，气愤地说：这“系一种逼奸政策”。⑩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的政策，主张“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1＇袁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一意孤行，于７月１８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加上陆征祥宣布布政见时“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而议员大哗。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展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一律否决。袁深知参议院行使否决权，主旨是要打击自己的威风，遂下决心施展手段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或说再不放弃党争，将以炸弹；或悬赏购某某议员头，等等。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喝采。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2＇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并于２１日邀请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作出十分殷勤的姿态，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3＇２３日，袁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２５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到会七十多人。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4＇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使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十分得意，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5＇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８月２０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８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９月２２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6＇
１０月３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7＇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１９１２年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４６年版上册，页１２１。
③《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④《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⑤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０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２日，见《大自由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⑦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ｉｎＴｉｍｅｓ）社论，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７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６６。
＇1＇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2＇同⑩卷１，页７１。
＇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１２年版，卷５，页１６。
＇4＇同⑩，卷２，页７８、７９。
＇5＇同④，１９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6＇同⑩，卷２，页１５３。
＇7＇同④，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５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１９１２年４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２９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１９１２年４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２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１９１３年３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８月８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１５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１９１３年３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１９１４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５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程德全于５月２２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⑦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至６月中旬，近十万革命军队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来各省，余下的三分之一江苏本省供饷编成三个师：分别以章梓（第一师）、冷（第三师）、陈之骥（第八师）为师长，６月１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