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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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0。4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请法治登场，制止市场经济变坏，防止它孕育出坏的民主，更不能让假民主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大众财富的手段，变成寡头凌驾于平民头顶的托辞。
《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浙江民主最终倒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尽管儒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敌人——专制的代名词，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学主义学者，还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东亚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边由民间资本竖立的一个小佛像最终被推倒，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泰国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美国价值是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尽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反对，中国的执政者却对“亚洲价值”表示欢迎。［22］
11年以后，一度讳言人权的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对这九个字进入宪法予以表决的，有楼忠福等数名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过去，楼的父亲因为被指控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被劳教。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盲目以西人为师，或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也难以给出中肯的评价。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背诵杰弗逊总统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对浙江民主的未来，也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变天，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误入歧途。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在我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时耳闻前苏联失败就在于他们政治改革优先的路径选择。
事实绝非如此。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气不接下气的局促，都显示我对浙江民主，乃至中国民主未来的谨慎乐观，并非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伸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尽管资本的力量在浙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说包括楼在内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促进浙江民主乃至中国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我老觉得，“后儒家民主”是个和“亚洲价值”一样含混不清的说辞，你说，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
《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注释
【注释】
［1］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至第6页。4600余万人口数，为2003年末统计数据。
［2］卓勇良：《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载2004年第3期《浙江社会科学》。
［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09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4页。
［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5页。
［7］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页。
［8］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温州鹿城区水心街道，世称水心先生。叶适理论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倡导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82页。
［10］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8页；陈立旭：《务实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97页
［11］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2］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翻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第13页。
［14］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6］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6页。
［1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
［18］2002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83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达到2034美元。参见《浙江概览》，2004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经验比较及浙江发展趋势》，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董碧水：《浙江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载2005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1］张爱光、黄程、洪光豫：《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全国排老三》，载2005年1月25日《杭州日报》。
［2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3］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Ⅰ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
节选：《浙江发生了什么》
PART 1 村社民主：新富竞逐的“魔”与“道”
当乡村新富成建制地走上村政前台，当民主和监狱、黑金、喋血胶着在一起，当创新的民主制度小心翼翼地迎击着“民主的敌人”，我们看到浙江村社民主舞台上的魔道之争，时而使人鼓舞，时而让人寒心。所幸黑金购买的毕竟是选民，而非“一把手”，所以我们并不气馁。村社民主中罕见的争斗，表明浙江民主已是中国民主版图上耀眼的红圈圈，但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chapter 1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
寮东村的民主斗争，常让人联想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1999年，一位追随“反对派领袖”的年轻人，参与演出了中国第一场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大戏。在协助“反对派领袖”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自称被政敌陷害的他，进了监狱。出狱不久，仰赖于昔日的“反对派领袖”的助力，他把1999年被罢免的村委会主任投入了监狱。
没有任何悬念的终审裁定，稍稍宽慰了黄祝华的心。2005年3月15日，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判处中国第一个被村民罢免的村委会主任，瓯海区梧田镇寮东村原村委会主任潘义汉（化名）有罪。如果年过半百的潘不能像他的老对手，比他小一轮的黄祝华那样幸运地赢得减刑，就得在不自由的状态下生活到2008年1月3日。
六年前，身为理财小组组长的黄祝华，追随“反对派领袖”吴锡铭，在一场民主的盛宴中，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潘义汉。随后，吴锡铭由野入朝，当选这个“城中村”的村委会主任。
欢庆的酒杯尚未碰响，黄祝华便被公安带走，锒铛入狱，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先当选后辞职再当选的吴锡铭伤怀地说：“他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的替罪羊呀。”
2002年腊月二十六，黄被提前释放。过完年，黄领着一拨上访户，从民事官司打到行政官司再打到刑事官司。三年后的又一个腊月二十六，瓯海区法院一审判处潘义汉有期徒刑三年。
2005年4月30日，寮东村将在换届选举中推选出新一任主任。曾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坛的吴锡铭，在错综复杂的乡村政治中业已筋疲力尽。这位决意归隐田园的“农民学者”肯定地说：不出意外，黄祝华一定会在海选中胜出。
一位研究民主和代表议制度的专家说，如果一切尽如吴锡铭所预料，寮东村三任村委会主任的故事，将是中国村社民主中一出绝佳的“样板戏”。
“倒阁”那一天：
1999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第一出“村民罢免村主任”的大戏，在寮东村鸣锣。
当天一早，黄祝华和有选举权的村民们陆续来到梧埏镇第二小学。为举行有史以来首次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村民大会，学校特地放假一天。在操场上，黄发现，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来了，邻近村庄的村民来了，新闻记者来了，镇、区、市、省的官员也来了。据悉，为了寮东村罢免案的有条不紊，官方破天荒地打造了一个由省、市、区、镇民政和人大组成的指导小组。现场气氛极为严肃，学校门口站着一排把关人，外村村民和没有工作证的官方人士一律不得入场。
上午9时许，梧埏镇第二小学的临时会场座无虚席。瓯海区人大一陈姓副主任表情凝重地走上主席台，代表工作指导组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并宣布会议纪律。他说，依据1998年11月4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第16条规定的有关罢免村委会成员的程序如下：一位村民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符合法定人数的496名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潘义汉的意见书及罢免理由；被罢免人就罢免理由当场逐条申辩；1000多位村民投票表决罢免要求。
当年47岁的吴锡铭，以村民代表的身份，接受836位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村民委托，以温州话浓重的普通话，宣读罢免理由：“村委会主任潘义汉于1996年当选，在二年多任职期间，不依法办事，没有依法经营管理村级集体资产，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侵占农民合法权益，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财务管理失控，各项事业停滞发展，严重脱离群众关系，村民对此意见极大。”
吴锡铭据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结”称，寮东村存在财务管理混乱，支出凭证85％以上是白条子；吃喝支出达44万元，占总收入的24。5％。
随后，身材瘦长的潘义汉扶了扶了鼻梁上的眼镜，上台为自己申辩。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