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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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看，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和三楼的铁拉门都是钥匙打开的，而放账簿的办公室气窗玻璃却被打碎。可见，嫌疑人是上楼后爬窗入室的；
从内容看，文件保险柜里有账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间部分月份的账簿。可见，嫌疑人对账簿进行了筛选，也就是说，嫌疑人是熟悉财务状况的；
从时间看，作案时间恰逢财务小组深入查账之时。由此推断，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乱，或者是要毁灭账簿上的证据。
总之，嫌疑人一定是与账簿利害攸关。
账簿盗窃案，非但影响了查账，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换届选举被延宕。村民的愤怒、唏嘘和不满，震惊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政要的关注，加速了专案组的进展。排查到末了，目标锁定在潘义汉身上。7月7日上午，没费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盗窃并烧毁账簿的所有细节。
当年的《温州人大》杂志有段描绘潘盗窃动机的文字：潘义汉被依法罢免后，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有人从中与他作对，村里成立财务清查小组，他更觉得有人同自己过不去，对任职期间财务制度之混乱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于是终日内心惶恐。特别是听说6月8日查账小组已将账本从村会计处领来清查，更引起潘的惊慌不安。6月9日晚，潘义汉铤而走险，叫上同自己较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会铁拉门的钥匙，进入村委会，将其中的7本账簿盗回家，并将其烧毁。
案子破了，组长黄祝华当然很高兴。不过，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一场牢狱之灾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黄被老婆的一个电话喊回了家。以为有什么事情的黄，没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伏击前的准备。黄回忆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语带哀怨：“所长我认识，他对我讲，不是我要抓你，小黄。”除了束手就擒，他没有任何选择。与黄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还有徐长青、李三豹等5人。
黄祝华说自己被冤枉了，吴锡铭说黄是替自己受过。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证据，他们最多也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却没有那么随便。1999年10月，瓯海区公安局发出487号起诉意见书，以大量证人证据证言，指控黄祝华等六人涉嫌敲诈勒索罪，并移送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描述的事实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黄祝华等六人被寮东村第五、六村民小组50余户村民推举为代表，起诉村委会，要求返回金泰房地产公司付给的补助资金180万元。被征地的村民，依据每亩200元的数额，出资筹集25140元诉讼费用，请黄祝华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驳回，集资的诉讼款也即将用完。六被告无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这场官司系金泰房地产公司瓯江大厦项目引起为由，向该公司索要钱财的恶念。
起诉意见书称，六被告在8个月的时间内，时分时合，不断地纠缠，吵闹，威胁，终使项目办无奈屈从，1997年圣诞节前10天，六被告从项目办索要12万元。同样是这个月，黄祝华借口矿渣被掩埋，采用阻挠施工、威胁等手段，向瓯江大厦南侧的16间私人联建房的主人索要1万6千元；次年春天，黄祝华等人复制了同样的理由和手段，如法炮制地从金商大厦项目办公室索取5万5千元。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Ⅰ盗窃账簿案连着敲诈勒索案（2）
1999年10月20日，在海选中就任村长一个来月的吴锡铭，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瓯海区、温州市等权力部门递交了“紧急求援书”，并附上800余村民的签名和手印，对瓯海区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指控黄祝华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深觉“震惊与不解”。
以公众名义发出的“紧急求援书”，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始末由来。
1994年，辽东第六村民小组的55。23亩土地，被温州火车站站场建设征用，虽然地方政府返还8％被征用土地给村民作宅基地的允诺，直到三年后，才在村民无休止的上访申述中得到兑现，但起初村民是信以为真的。当村委会在一纸协议上盖章，同意将返还的4。5亩土地给予被征地农户建安置房，第六村民小组遂向村民集资27000余元，购买矿渣、石子沙等土方用料掩埋田地，投入58个劳动力，整整干了12天。黄祝华以为，他未来的家园就在这块被掩埋的田地上，孰料今天掩埋田地的努力，只是给日后的灾难，埋下伏笔。
1996年，温州市府为弥补金温铁路资金的缺口，改变初衷，将被掩埋的4。5亩田地出让给金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泰公司”分两个项目办公室，瓯江项目办公室和东瓯项目办公室。当两个项目办公室意欲进场施工，农民们在他们已经掩埋好的田地上，临时性地搭建了工棚、三相电，以阻挠马上就要进入进行时态的施工，并表达他们对地方政府不践行承诺的抗议。“金泰公司”无法与乱哄哄的人群对话，建言村民派代表协商。从而，黄祝华等五人，被第六村民小组公推为代表。另外，4。5亩土地中有很小一部分属于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民们又从第五村民小组中推选一人参与农民们组建的代表团，与“金泰公司”展开谈判。“金泰公司”同意补偿农民180万元和4000平方米的房屋。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人没有敲诈。1997年底，六个代表从“金泰公司”两个项目办公室相继拿走的12万元、5万5千元，是“金泰”对“填培矿渣、石子沙、搭建工棚”的补偿。六个代表依照协议拿到钱后，按照集体集资和个人投资的分类作了区分，前者存入村民小组的户头，后者归私人支取，由私人按照出资比例自行分配。黄祝华个人拿走的14200元，属于后者，不是敲诈所得。
“紧急求援书”以事实驳斥了起诉意见书中的指控，比如起诉意见书说黄等“滋生以打官司为由索要钱财的恶念”。打官司开庭的时间是1998年10月15日，而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却是1997年12月15日。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5人人品贵重，“一贯忠厚正直——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没有兑现政策，受村民之托提起诉讼——何罪之有？而出于公心对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违法行为多次上访，以使三干部被开除党籍——说明黄祝华等5人的行为并没有错。”
“紧急救援书”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黄祝华等人就在一个月零一天之后被推上了被告席。瓯海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举的事实，与区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并无大的分歧。“恶念”这样的非法律用语依旧刺目地躺在庄严的法律文书中。黄祝华等5被告异口同声地宣称，没有威胁过被害人，也没有实施过敲诈勒索。他们聘请的律师从法律的角度阐述道：六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授权，属于单位行为，单位如何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体？再者，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他们，其行为怎么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法院开庭半个月后，法官确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成立。黄祝华等5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填培的矿渣、石子沙、搭建竹棚等，不属法律保护的行为。而他们敲诈的石子沙、竹棚款3万元，以及另一代表敲诈的医药费2万元，都是六被告共同犯罪的结果。所以，法庭判决黄祝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0天后，黄祝华递交了刑事上诉状，坚认自己无罪。黄在上诉状中说：在一审庭审之前和之中，他都要求证人和被害人到庭质证，但被法庭拒绝，更为严重的是，公安侦察人员采取了逼供殴打的手段，迫使他承认了谎言。
2000年2月12日，吴锡铭再次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温州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一个报告，反驳一审判决书的意见。已自学法律两年有余的吴在大量列举事实证据后，语气肯定地说：黄祝华等五人培矿渣未经批准，并未违反刑法规定，至多违反行政法，按法律规定应由规划部门依法处理，此后瓯江大厦占有、使用这些财产理应赔偿。即行为违法，不等于物权非法，黄祝华等五人所拥有的三项电、矿渣、石子沙等仍属合法财产，并非凭空索取，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犯罪行为。至于黄等五人在矿渣、石子沙、竹棚上的收益，也根本不能认定为犯罪，1997年9月19日的协议上已写得很清楚：“如果原土地上的附着物属私有的仍旧归私人所有，黄祝华等六人领取与集体无涉。”
人们相信吴的说法影响了终审法院。25天后，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仍旧认定黄祝华有罪，但刑期减少为“三年六个月”。
2000年3月7日，黄祝华被押往浙江省第三监狱。
村民说：他在庭审中为别人兜下了很多事，是条汉子。
吴锡铭说：他是代我受过，本来是冲我来的，却在他身上找到了把柄。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Ⅰ民选村长的革新与尴尬（1）
民选村长的革新与尴尬
作为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吴锡铭不仅成为寮东村政舞台上新的组阁者，还于2001年秋天应邀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坛，成为风云一时的低层民主代言人。然而，吴面对绝非鲜花和掌声，2002年春天，差一个月才满任期的吴挂冠而去，辞职回家了。
2005年4月中旬，吴对我说：“我没有办法处理好‘两委’的关系，也难以顶住各种势力的压力，太累，太累。”
吴锡铭当选后第三天，就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张贴了一张粉色纸的《受职宣言书》：村务将依法一律公开；听取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让本村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自学过民主代议制的吴说：“薄薄一张纸，写上了承诺，就有千斤重。”他解释道理：“我在罢免风波的背景下胜出的，太多的眼睛盯着我，只有干好，没有退路。”
新村委会组阁不久，吴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的法定程序，烧了“八把火”：核发上届村委会拖延已久的土地承包使用证；落实修路时应补偿的宅基地；开办五金标准件市场；解决全村村民吃自来水问题……
吴虽然只读过五年书，却在自学中成为一个法律素养甚高的人，一个有着宪政意识的村官。他特别看重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就连开会通知，都是参照法院的文书统一印制的。上有统一的编号，分为通知正文和存根联。每次开会前，都由村委会派专人，连同会议议程，送到每个代表手上，并由代表在存根联上签收，一撕两半，代表与村委会各持半边，作为凭证。
吴说，村民代表大会“一号公告”贴遍全村后，他这个法人代表，就要领着三个村委会委员四处跑腿。每件事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办下来的。接着村民代表大会“二号”、“三号”公告又出台了。公告往全村一贴，就由不得你不去完成。
做事，不仅要勤快，还要公开，不能像前任那样暗箱操作。吴规定，村务公开栏3个月公开一次账目。不仅仅大项收支要公开，一笔一笔的小费用，也要事无巨细一一张榜于天下。人民日报记者崔士鑫曾在公开栏中看到诸如“笔筒：28元”、“账本夹：10元”、“中华烟3包：93元”等明细。吴锡铭说，“村里有客人来，也要买烟。但是公开了，群众就没人提意见。我们只有一个原则，公开栏里不能有‘其他’。什么是‘其他’？说不清楚，就是有问题。”
吴不是传统政治势力确认的乡村权威，他要得到官方的认可，除了民主的选票，还需要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威的认可。所以，他对“镇政府合法、合理、正确的指导意见”丝毫不敢怠慢。履新两个月后，村里一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突然消失。吴锡铭和“属下”整整搜了一个多月，找到了这个超生游击队员，而后找她父母兄弟姐妹，苦口婆心，“终于把她的思想做通”。
但吴对镇里的意见也不是无原则地言听计从，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之所以当选村委会主任，仰赖的是自下而上的自治精神，而非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履职不到一个月，他开始讨论村会计的人选。前任会计由于审计报告中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被梧田镇纪委开除党籍，被区人大罢免了人大代表职务。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继续当会计。如何遴选新会计？吴锡铭宣称这个问题应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镇里有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会计应当由组织定，换句话说，应该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确定。
吴固执己见。他在村里贴出公告，凡本村村民，年龄在20—35岁，已考取会计证书或已持证上岗的，都可以报名。最后筛选出两名候选人，由村民代表投票。最后，一名普通村民的女儿被选上了。崔士鑫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道：“公开招聘村会计，在温州还是首例。”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Ⅰ民选村长的革新与尴尬（2）
据悉，镇里对这一做法起初很有意见，但最后还是默许了。镇里对寮东村新村委会运行一年的政绩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以前的“上访村”，没有一人上访了。
但是，镇政府的满意，并不表明吴满意。他在现实中处处感到村支部的掣肘。吴锡铭递给我一份200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第九版上的文章说，吴上任快一年了，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这倒不是因为村里不发放，而是因为村委会和党支部就干部脱产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好。
村委会组织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白：村民会议有权决定“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依据这个条款，组阁后的新村委会召集了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对哪些干部可以脱产领工资进行表决。村支部有两个委员，是“潘义汉时代”的阁僚。愤怒于“潘义汉时代”的腐败与混乱，其中一个支委被表决为不同意脱产。
吴锡铭和村委会人员坚称，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话说回来，村委会组织法中，没有哪一条规定支部成员一定要脱产领工资。镇里和村支部则表示，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必须被推翻，他们的理由是，不如此，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
2002年春天，起因于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争执，吴锡铭当了一回被告。
是年初，瓯海区菜篮子有限公司依法征用了寮东村27。74亩土地，开办禽蛋市场，被征地农户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享有劳动力安置用房指标（土地使用权）3。78亩。
3月21日，菜篮子公司、村委会、被征地农户三方达成协议，菜篮子公司一次性付给被征地农户8。3万元，不再安排劳力就业。村委会依据协议，将征地手续办妥，菜篮子公司也及时将安置金发给了农户。可是，坚持依法办事的吴锡铭却无法按照协议将土地交给菜篮子公司。因为，村支部的“会议纪要”搅了局。
菜篮子公司的约定义务履行了，寮东村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支部委员会却不认账。他们邀请一副镇长在一起开了一个协调会，通过了一个推翻原协议的“协调会议纪要”，并要求菜篮子公司的老总在“纪要”上签字。菜篮子公司忍无可忍，将寮东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就这样，尽管吴锡铭根本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的“纪要”还是让他和他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