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反经-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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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经文】
昔周咸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膝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诫。岂将启金膝，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牟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经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痰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贵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侍。”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恙缓刑之美也。
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日：“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译文】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经文】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萧，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译文】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经文】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察，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意，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今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在有扫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此驱除之意也。＇
【译文】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据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说：“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最初纡尊屈贵，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王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纣王还要险恶，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元天，茶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