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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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朝的于谦，处理「土木之变」，于国有大功，对被掳皇帝明英宗的保全，也尽了大力。不料明英宗复辟之日，竟决定要杀于谦。一开始明英宗尚有点犹豫，他说：「于谦实有功。」可是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不杀他，则反证我们复辟的理由，师出无名了。正因为杀于谦是基于政治需要，所以，好人又算老几呢？
我生平不喜欢政治，因为一政治就没有是非。路易十六的惨死，使我们重温这类的史实与至理，在法国大革命200年后的今天，不妨从这一角度，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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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没落 / 李敖 1974。05。04
时代变了，朋友的定义好象也不同了。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朋友是奢侈品。
古人说「大夫无私交」，只讲公益的人，几乎不需要私人的友谊，至少不需要较亲近的私人友谊。可以进你家门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太多没有必要知道的，而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你出卖。敌人永远不会出卖你，因为他知道你太少。所以敌人有一个长处－－他不会使你伤心。
有人认为保持距离是不够朋友的一种征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不够味儿的，因而主张亲近。我认为：很多因亲近而发生的流弊都会一一发生，从大的观点、长远的观点看，是得不偿失的。
老话说「富易交」，其实这不是势利眼，而是同一层次的人容易做朋友。当你水准愈高的时候，你的朋友的水准若老是很低，就会发生距离。真正的友谊一定要靠人格和公益结合，全凭旧情和私利，是对生命的浪费。
基于人格和公益，无须彼此是朋友仍可成事而对国家人类有益，且在一个过于重视人情的社会，朋友反倒是种累赘和阻力，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水准若不够，倒不如宁缺勿滥。
清朝的学者说「交友以自大其身」，但「自大其身」的方法很多，朋友反倒是最不实际的一种。
一个人需要朋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耐不住寂寞。耐得住寂寞的人，尤其以寂寞为他行业条件之一的人，在这种时代里，一定会承认朋友的没落。朋友是历史的遗迹，自己的朋友是自己历史的遗迹。时代变了，古典的交友方式，必须改正。时代往往把维系朋友情味的条件摧毁，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皇帝好象从来不交朋友，至少跟朋友保持很大的距离。大概皇帝最知道朋友对他的超然地位有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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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干什么？ /李敖
國民党党營書店正中書局出版了一冊《宮崎滔天論孫中山与黃興》，第三十頁中明載孫中山答复犬養毅的話，說他生平的第一興趣是“革命”，第二興趣是“女人”，第三興趣是“書”。可見國民党党營書店對孫中山喜歡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問世，當然，這极可能是國民党的一項疏忽。
孫中山不掩飾他對“女人”的興趣，顯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興趣“革命”和第二興趣“女人”兼顧，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陳夫人（陳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慶齡），是女人兼革命党。雖然，這种一貫作業，有時并不為人所贊同。陸丹林《革命史譚》中有這樣的故事：
民國十年，總理親率大軍，出發廣西，實行北伐。此役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洠в匈尚小Ｆ湓騻鳛榱沃賽鹬G阻。蓋廖以中國古來出征，多不攜帶家眷，女子在軍，視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铡畷？偫肀敬鬅o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對封建陋習思想，即答廖說，此為不可為訓的惡習，革命党人不該存此思想。并引梁紅玉輔佐韓世忠大破金兀術故事來說明女子在軍中的貢獻。但因部屬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從眾意，孫夫人乃暫留廣州，未即隨同入桂。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韓夫人”革命法，有時會給他惹來觀點上的歧見。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為第一興趣的故事，他們在“革命”以后，有的轉入第二興趣，像富蘭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國，折沖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尋歡以為樂，在溫柔鄉以終老；但有的卻轉不過來，像富蘭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卻仍舊為第一興趣中風狂走，在美國革完命，又跑到法國去革命。我想這种“革命狂”未免興趣太窄了一點。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樣。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著“中央銀行總裁”和“工業部長”不做，又跑到玻利維亞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來，予以圍捕槍決，其一生第一興趣過顯，第二興趣欠明，最后“大頭對不起小頭”
而去，亦可哀矣！
也許，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興趣的“不知止”，這种人應該知道，第一興趣在成功以后，應該立刻收斂他們的“革命狂”，真正從事革命以外的大業，而不要以為除非他繼續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為天下非他不可、必須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實是一种悲劇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從第一興趣轉為第二興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尋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劇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職業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職業革命家，革命就會變為“國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國民就吃不消矣，最后這种人令人厭煩，也就不在話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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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犹忆李将军 / 作者：李敖
唐朝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个李将军，是指李广，有的书说是指李牧，是错的。李广在历史上，以与匈奴作战闻名。但是，从博大的角度看，匈奴其实也是中国民族之一。当时汉朝与匈奴的作战，未尝不是同室操戈。这种同室操戈，有比它更明显易见的史例，那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照无知的柏杨在「南加州第一次文学座谈会」中的谈话，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云云，这种柏杨式妙论，是与真的历史不合的。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说：「我没有意思，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国内现有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样做，而我也没有打算要那样做。」正相反的，林肯的解放文告，是南北战争后十八个月才出现的。摩理斯（Richard B。 Morris）在「美国历史文献」（Basic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中说这文告事实上并没比国会业已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更进一步，只是增进了英国各工人阶层中偏袒美国北部的情绪而已。千古历史真相，不过如此；大历史家柏杨的历史程度，原来如此！…他在美国谈话出此洋相，真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南北战争的基本原因在「南方独立」，南方要跟大陆脱离。林肯总统为了统一，因而同室操戈。当战争伊始，林肯邀请当时最出色的李上校（Colonel Lee），也就是罗勃李（Robert E。 Lee）来率领中央政府的军队，但是罗勃李痛苦的辞谢了，他说他虽然反对分离、反对不必要的战争，但他是南方人，他不能率领军队，对我的亲戚、子女及家庭作战。我要回去和同乡一起受苦受难。于是，他回到了南方。
在「南方独立」的历程里，李上校变成了李将军。由于他的卓越领导，使南北战争延长了两三年。中央政府一直打不过他，直到第四年由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出马，才把他打败。一八六四年四月九日，李将军向格兰特投降之日，李将军看上去像由雕画里走出的庄严战胜者，格兰特却像个卖猪的。
在李将军投降之日，中央政府军队中颇多喧哗，要加报复，但格兰特说：「反叛者现在又成为我们的同胞了。」而严加禁止。格兰特承林肯之命，在谈笑之间，以最宽大的条件，做了受降： 李将军的将官仍可保留军械、兵士释放回家。第二天，李将军写了一封【第九号军令－－向军队告别】，他告诉他们：『因我认为英勇与牺牲不能补偿继续作战所遭到的损失，才决定使战功彪炳受人敬爱的人不再做无谓的牺牲。』虽然李将军是败军之将，但是由于他的仁慈、勇敢、卓越与风度，他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战后的李将军」（Lee After the War）作者费施维克（Marshall W。 Fishwick）总结说：「北方得胜，南方得李。」（The North had the victory，but the South had Robert E。 Lee。）可谓一语传神。
李将军解甲归田后五年间，直到死去，一直尽瘁于恢复南方的创伤，并敦促人民跟过去的敌人合作，因为敌人本是同胞。在教堂中歧视黑人的紧张时刻，他走过去，搂住黑人的肩，一同跪下祈祷。
搞「南方独立」的李将军，死去一百多年了，他的故事，值得搞台湾独立者的深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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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坏在那里？ /李敖 1988。11。05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做好人、训练做好人，长大以后，有的自信是好人、有的自许是好人、有的自命是好人，他们从少到老、从老到咽气，一直如此自信、自许或自命，从来不疑有他，但是，好人、好人，他们真是好人吗？深究起来，可不见得。
事实上，世间所谓的好人，其实他们坏得真够瞧的。好人怎么会坏呢？会坏，我举出三点主要的，证明给你－－－好人－－－看：
好人的第一坏：不敢与坏人争。
好人的第一坏处是，他们怕坏人，因为怕，所以不敢与坏人争。1965年，吴相湘因反对黑暗势力辞去台大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这回「退让贤路」了！』我回答他说：『吴老师，你错了，你退让的不是贤路，而是道道地地的「恶路」！』什么叫「退让恶路」？退让恶路是好人用消极而退缩的办法，自承斗恶人不过，最后下台鞠躬，关门叹气，听任坏蛋们昏天黑地的乱搞。最后如张伯苓（yubar按：过去南开大学校长）所说的：『这个年头儿，就是因为「坏人都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屋里叹气。」才越来越糟糕！』
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另外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结果呢？有能力或可能有能力的好人，在有机会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放弃了打击坏人、阻止坏人做恶的行动。于是天下的坏事，也就一件一件的蔓延起来了。
所以，不客气的说，坏事不全是坏人做出来的，其实好人也有份，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乃是使坏事功德圆满的最后一道手续，好人之罪，岂能免哉？
好人的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好人最大的毛病，乃在消极有余，积极不足；叹气很多，悍气太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已，绝不是「普渡众生」的好汉。但是最后，坏人并不因为好人消极叹气就饶了他们，坏人们还是要欺负好人、强奸好人，使他们连最起码的「独善其身」也善不好、连佛教中最低级的「自了汉」也做不成。最后只得与坏人委蛇，相当程度的出卖灵魂，帮着坏人「张其恶」或「扶同为恶」。这真是好人的悲哀！
好人所以「独善其身」，其实是一种相当成分的自欺。这种自欺，原因在好人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人格的完成，其实这一完成，还差得远啊！
为什么？因为好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顾炎武说他不敢领教置四海穷困而不吭气，反倒终日讲道德教条；林肯说他无法认同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长久存在，都在说明了道德上的向外性。老罗斯福打击「财阀」，推动反托辣斯政策，坚信如果不能使个个过得好，单独那个也过不好。（This country will not be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ny of us to live in if it is not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就是这种向外性的伟大实证。
以「独善其身」自欺的好人，他们自欺到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坏人是向外性的。好坏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互斥关系，自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的，就好象踩在粪坑里而高叫自己不臭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好人的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
当「独善其身」大行其道以后，伦理学上的「动机派」（motivism）便成了好人的护符。「动机派」的走火入魔，判断一件事，不看事的本身，反倒追踪虚无飘渺的动机，用动机来决定一切。孟轲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俞正燮直指孟轲说的「情」，就是「事之实也」。无异指动机就是事实，一切要看你存心如何；存心好，那怕是为了恶，也「虽恶不罚」；存心不好，就便是为了善，也「虽善不赏」。这样不看后果，全凭究其心迹的测量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就会变得舍不该舍之末，而逐不该逐之本，以为人在这种本上下工夫，就可得到正果。这真是胡扯！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十七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可怜的是，好人在「独善其身」之余，竟自欺到以为只要「心存善念」，便是行善了、就问心无愧了，其实这是不够的。问心无愧算什么！要问的是行动。没有行动同步作业，空有一颗好心，只是自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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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
曹操刘备联合平了吕布以后，一起向汉朝的皇帝表功。刘备虽说他排行起来，是皇帝的叔叔，可是这回却是第一次见皇上，并且还是曹操介绍的。
曹操的谋士程昱向他说：“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答道：“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于是汉庭上下，便展开了一次庞大的打猎大会。
打猎开始的时候，曹操抢尽了大子的风头。《三国演义》记当时的情形如下：“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龙眉，睁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