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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李敖杂文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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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 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 ,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 。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 麽? 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 一定要被围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 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B恰如B,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 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 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 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 。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 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 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 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 * *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 。夫代大匠 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 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 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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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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