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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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　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　，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　。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　麽？　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　一定要被围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　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　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　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　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　。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　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　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　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　＊　＊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　。夫代大匠　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　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　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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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