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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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母瘟寺穑俊�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淡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倍侮辱着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馈。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Dharles Dich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oth）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程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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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 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动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的，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
这些字，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浑蛋的一段话。它充分显示了刘福增这种大学教授的无知，和强不知以为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屠杀当时，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就以《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做标题，展开毫不掩饰的描述。中国人民的被屠杀、中国妇女的被奸杀，外国种种纪录，早见于英国曼彻斯德报记者田伯烈的《日本暴行纪实》、美国教授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纪录》、狄克·威尔逊的《两虎相争》，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南京事件》等书里；中国种种纪录，早见于郭岐的《南京大屠杀》、蒋公彀的《陷京三月记》等书里；国际难民委员会组成的南京区档案中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纪录中，以及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如战犯法庭的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等），都有纪录。统计说明是〃屠杀最惨厉的时期为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 以上！〃刘福增没读过历史文献，又信笔乱谈，竟说死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这不是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吗？放着历史文献不去查，而去〃我想〃；不以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以〃我想〃做根据，这又是什么客观、什么方法学呢？
人头掷地有声
日本人窜改历史，把杀了三十万人〃淡化〃成：〃人数不详〃、〃淡化〃成〃多数的中国军民〃；刘福增意犹未足，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其他〃都是猜的〃、〃也是猜的〃，这不是十足的曲学阿日的论调吗？知识分子堕落到这一地步，岂不太可耻、太可恶了吗？
显然的，刘福增在用方法学的障眼法，用来搅乱〃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的野蛮行径，用来混淆视听。他说他〃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否则他就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但是，请问刘福增：二次大战德国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是不是也要比照处理？若照刘福增的方法学，没有统计清单，就〃都是猜的〃，那么事实上少了六百万人，他们都到那儿去了？在战乱中，准确的统计数字或许有小的出入，但是涉及三十万人的屠杀、六百万人的失踪，就不是小的出入，就不能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等来含糊带过，除非刘福增和他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中国官方〃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的统计，否则就不能说这种官方统计是〃猜〃的。若说官方这种统计不够科学，那么你刘福增的〃我想〃〃杀害了很多〃的描述，又够科学吗？这是那一国的科学呢？大概只有日本人有这种轻描淡写的科学吧？
战争中杀个百八人，杀个千百人，可能勉强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含糊过去，但是杀了三十万、六百万、就是旷古绝伦的大残暴行为了，这样的行为出现了，再予以〃淡化〃，予以有含糊语句轻描淡写，这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呢？
在刘福增这篇媚日的大作发表后第六天，美联社东京二十一日电讯说：
大约四百名日本民众与学生今天在日本文部省附近举行一项和平示威，他们称，自日本窜改历史教科书争论于一个月前表面化以来，这是首次公开抗议集会。
据主办者表示，这项抗议由八个团体组织而成，其中包括〃教科书问题国民协会〃及〃亚洲妇女协会〃。
东京都大学的山位教授批评文部省处理此事失当。
看吧！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都承认日本在〃窜改〃历史；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教授，都承认日本人的不对，可是我们的中国〃政治案〃杂志发行人邓维贤，却说〃刘教授的'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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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特务
李敖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她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