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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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备受争议的焦点。许多同情皇室的人以为，革命激烈的手段并不可取，推翻王室可以，但不一定要处死路易十六。就像密特朗所说，路易十六领导的王朝虽是革命推翻的目标，但是谈到王朝的腐败，路易十六所要负起的责任还远不及他的前任者。」「事实上，现在大多数法国人也都这么认为。去年法国电视举办一场审判路易十六的仿真审判，百分之五十五的观众就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密特朗在1981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死刑。他表示，如果是他，他现在一定不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况且目前法国法律中也禁止死刑。」「但密特朗以为，处死路易十六虽是个悲剧，但是处死他的人同时也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因为路易十六的死亡代表与过去王朝时代一刀两断，新时代的来临。以1793年的时代背景而言，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总统公开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但在当年竟不得不被处死，因为处死他，使对手「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这一公开表示，使我忍不住一谈我的感想。 「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他是个仪态平庸的胖子，在国务会议上会打瞌睡。他爱国家、信宗教、对老百姓也不错。他的毛病在优柔寡断，即使在大臣堵哥（Turgot）提醒他英国皇帝查理一世（Charless I）因优柔寡断而最后上了断头台，他也无法汰旧立新。法国大革命起来后，他在25个小时的表决中，以叛国罪定了死刑，曾经引起许多人们的不满。一个投赞成死刑票的议员圣法哥（St。 Fargeau），晚上碰到禁卫军的军官，这军官当场用刀把他扎死，以示痛恨。
1793年1月21日执行路易十六的死刑。死刑前一天，律师告诉了他这一判决。路易十六根本不相信，他说律师听错了。因为他一生并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何况法国大革命后，他无意恋栈王位，表示愿退隐国外、不问国事。可是，他却不知道，政治是没有是非的。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是基于政治需要，非关任何法理与人道问题。」也正如崇拜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圣朱斯特（Juste）所说：「光凭路易十六是法国国王，就该判他死刑。」可见在政治挂帅之下，没有是非可言。要路易十六这个好人的具代表性的头颅，目的只在满足一些人的政治需要。在政治需要之下，好人又算老几呢？
路易十六死后，38岁的皇后，7岁的小太子，后来也都不能自保。小太子在母亲也上断头台后，被关在小牢之中，一天只送一回食物给他，大小便就地解决，恶臭扑鼻，他蜷伏其中，背驼肢肿，头和身体都已化脓生虫。劳伦（Laurent）为监理人时，诉请国会请准小太子洗澡就医，可是国会拒绝，因为基于政治需要，把小太子虐待以死，是为原案。最后，这小孩10岁年纪就夭折了。
这种基于政治需要，祸延无辜的局面，并非路易十六一家是倒霉鬼。古往今来，史例颇多。俄国革命后，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1918年7月17日，包含皇后、四个公主、一个小太子，都被惨杀并毁尸在政治需要之下。政治没有是非，此又一证。
又如明朝的于谦，处理「土木之变」，于国有大功，对被掳皇帝明英宗的保全，也尽了大力。不料明英宗复辟之日，竟决定要杀于谦。一开始明英宗尚有点犹豫，他说：「于谦实有功。」可是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不杀他，则反证我们复辟的理由，师出无名了。正因为杀于谦是基于政治需要，所以，好人又算老几呢？
我生平不喜欢政治，因为一政治就没有是非。路易十六的惨死，使我们重温这类的史实与至理，在法国大革命200年后的今天，不妨从这一角度，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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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椅子學 /李敖 1989。08。13
立法院议场最近动工拆除部分椅子， 是以整修内部为口实， 趁机拆除的。事实上，是因为「老成雕谢」，人数今非昔比的缘故。
拆椅子并不从今日起。最早是五百个座椅的设计，减为四百六十个，再减为四百零二个，再减为三百一十七个。尽管如此，还是比实际需要多出四五十个。可见「老成雕谢」，与日俱增；敬陪末座，为数益少。拆椅之日，有老贼立委（yubar按：指随蒋来台的国会议员 ； 这批委员来台三四十年未曾改选 ； 干国会议员一直干到死为止。）临场感叹，甚至看不过去，要求「就拆一排好了。……保留后两排，让新闻记者坐。」－－缺额缺到想由记者吃空缺，其充数心理，亦云苦矣！
其实，国民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搞法，根本就不对。真正的民主政治与议会政治，岂能在椅子上打转！ 试看英国国会的椅子，就见分野。－－－四十五年前，储安平写【英国采风录】，就有这么一段：「今日英国下议院议员，凡六百余人，议场狭小，所设议席，仅敷议员之半数。但事实上，仅逢时局紧张或发生严重问题时，始有拥挤的现象，而以积习已久，后来者虽无坐位，亦能站立勿躁。其在通常情形之下，座位常有虚席。下议院出席的法定人数为四十人，若有人要求清点开会人数，而不足四十人时，自然流会，但要求清点开会人数之事，年不一见，故议长亦向不问出席人数之多寡，而会议亦得进行不辍。美国的政治学家罗惠尔（A。 Lawrance Lowell）在其【英国政府】一书中，自述渠于1888年第一次参观英国国会，时内政大臣William Marcourt正作长篇演说，达一小时三刻之久，所陈述者系关于伦敦市政府之改革问题，当时在场听者，除议场内之职员外，仅伦敦市市长等数人而已。下院议场光线暗淡，座位尤不舒适，所以有些议员即使到了议场，也辄流连于会客室、图书室之中，而并不老坐在议场里。议员出席议场的唯一重要关头是在表决的时候，因为表决的结果，执政党若占少数，便将引发倒阁。有时到了快要表决的时候，而执政党议员出席的人数，尚不能占有多数者，阁员恒故意拉长其台上的演说，延宕时间，以等待本党党务督察员（Whip）四出拉邀本党议员出席投票，藉免倒阁的厄运。在议会中，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均各有其主任党务督察员及助理党务督察员若干人，这些党务督察员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注意敌我两党的到会人数。这种任务在举行表决时尤为重要，因为若有不慎，可能引起倒阁。国会设有正门及侧门，从前有几次，执政党的党务督察员没有注意到反对党的议员有从侧门走进来者，以为本党议员出席人数已占多数，不料一经表决，竟成少数，因而造成内阁崩溃的局面。」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英国的民主政治，已因「椅子功夫」而变得臻入化境。正因为有此化境，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时，国会虽被轰炸得七零八落，但是整修内部时，却依然故我，一个座位也不增加，照样「仅敷议员之半数」来排排坐。这种『政治椅子学』岂不妙哉？
椅子之为物，最早起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的埃及，距今已四千六百年。但在中国，它的出道却相当晚。在汉朝的「说文解字」中，『椅』字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植物。事实上，到了汉朝时候，中国人还是没有椅子坐的，那时候的古人，还坐在地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都是「坐」，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其实都是「跪」着的；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着，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不太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势，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势，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直到纪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中国才受了西方文化影响，有了「胡床」。「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导演椅的椅子。这种椅子皇帝坐、大臣也坐。可是到了宋太祖时候，变了花样。「邵氏闻见录」说：「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呈罢，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可见椅子只许我坐不许你坐，正是宋太祖的『政治椅子学』。
把这种『政治椅子学』，跟国民党的比起来，形式上虽近乎不伦，模式上却至堪玩味，有想象力的读者，何妨玩它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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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人道与接近人道 / 李敖 1989。12。19
当年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 Eugene Victor Debs） ，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100多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在1897年元旦，戴布兹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因我赞成人道」（I am for socialism because I am for humanity。）如今，九十二年过去了，我想戴布兹活到今天，一定要把他这句名言补上一句：「我更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它比别的主义更接近人道。」
资本主义有一万种缺点，但是，却繁荣可期；社会主义有一万种优点，但是却百年孤寂。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人性、有弹性；社会主义却有过多的神性与灵性，但却是个僵化的美人，使我们「不能人道」，只能为她殉情殉死。社会主义是美丽的；资本主义是丑恶的，前者高贵而没有生育；后者适性而五世其昌。噢，也许是五世其「娼」。 但是大家在活着，还有仓廪实而知礼义的可能。社会主义却太遥远了。从社会主义接近人道，是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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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李敖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日渐过气的索尔仁尼琴，到了台湾，突然被奉为至宝，大大的风光了十一天，全世界肯用43辆车队追逐他的，除了这个地方，又到哪儿去找？难怪他活像大独裁者出巡一般的，踌躇满志了。最后，号称分文不取的他，拿了5000美金走路。12月10日，东京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确拿了钱，于是，在他使我们倒胃这么多天以后，我们最后，可真要吐一次了。
索尔仁尼琴的“给自由中国”演说发表后，因为整个调门全是谷正纲演说的俄语发音，以致国民党大快，党外大不快。党外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者啦，有集体主义信念啦，对西方民主社会不了解啦……都没说错。但是这种认识，似乎不该到今天才产生，只要留意一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他被放逐后的一些言论，我们早就该有这种认识了。所以，凡是对他这种“给自由中国”演讲内容感到失望的或愤怒的，显然犯了不读书或读书不够多的毛病。
太驴了一点
索尔仁尼琴到西方民主社会后，发生了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大多都是言论的，而不是行动的。索尔仁尼琴学自然科学出身，长年的教书、当兵、坐牢，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功力，毕竟有他的窄门。他虽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他这种窄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反倒有些执迷的不幸。所以，他的作品，从文学观点上看可以，从思想观点上看就漏洞百出，这从他被放逐后，他的言论，被思想家和苏联专家抓小辫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严格说来，这也不足为索尔仁尼琴病，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毋宁不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是一股伟大的精神——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除了这点以外，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并不怎么好，其他的言论，更是漏洞百出了。其中反共言论，尤其八股而幼稚，一个人，他的反共言论是谷正纲级的，又怎么可能高明呢？意大利谚语说：“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就是一头纯粹的驴。”索尔仁尼琴学的是数学，教的是数学，他不算是纯粹的数学家，所以幸好不算是纯粹的驴，虽然这一次来台湾，可真未免太驴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是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所以他的立身与进退，反倒成为一个焦点一种象征。索尔仁尼琴本人，自然应该知道他本人这种意义，甚至高出他的作品之上，他不能不谨慎，自然不在话下。但他这种谨慎，显然被两个原因推翻了。
两种极不得体
第一个原因是他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憎恶，使他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为了反共，为了反对极左的政权，甚至极右的法西斯式的政权都可以去联合、可以去捧场、 可以去鼓励。这是他绝对的大错误！索尔仁尼琴出身于俄国极权空气里，他对西方民主的真谛，显然了解得不够，他又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训练，所以他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种看法，不但不通，而且幼稚。希特勒的政权、东条英机的政权 、佛朗哥的政权，……都是反共的，但那种反共，只是王八蛋要打龟儿子式的反共，这样的政权，是不配反共的，当然也不值得人们去支持。反共的目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忽视了自由民主的反共，只是一场骗局而已。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贴牢护符，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第二个原因是他对帮闲集团的手法，没存戒心或故意没存戒心，以致甘心给人利用了。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但他不知道或有意不知道，在权右的政权统治下，又何来纯民间的基金会？纯民间的基金会，又如何能存在？吴三连纵使年轻时代的记录再英雄，他今天若不老而不死给国民党帮闲，国民党会让他办报、办基金会吗？所以，整个的所谓民间团体邀请，骨子里的作业，早就变成了官方的。索尔仁尼琴10月16日下午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基金会的负责人“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作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作简报”，大官们对他们“表示嘉许”，这种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忘了古拉格
大概索尔仁尼琴最后心里有数了，他显然越来越不计较官方对他“仙人偷桃”了。慢慢的，他不但看了特工人员为他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