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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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是小焉者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得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他们同时又要上帝，又要财神。真正上帝的信徒不会这样，真正财神的信徒也不会那样，只有把上帝当财神或把财神当上帝的伪君子，才会这样。　

　　1981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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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论五四　/李敖　1989。04。29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