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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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军官前天第一次出现在他家里，他们自称是为自己的部队换农副产品的。他们感兴趣的是羊肉、熏猪肉、精白面粉，其次是猪。他们是用煤油、盐和德国的新军装进行交换的。

　　在敌人占领期间，奥库利奇一直因为没有点灯的煤油用而十分苦恼，他只能以各种小油灯混日子，所以，在同这两位军官谈过话之后，他决定换些煤油存起来。今天一大早，他们乘汽车来了，留下了一罐煤油，放在木棚旁边，便带着奥库利奇驱车前往什洛维奇区，该区一家农舍里有奥库利奇饲养的全部家畜。到了那里以后，奥库利奇把一头不生仔儿的老羊牵出来交给了他们，但大尉不干，还把奥库利奇责备了一顿，最好他挑了一头肥大健壮的母羊运走了。

　　当往卡车上抱母羊时，他在帆布遮盖着的车斗里看见了几只羊躺在干草堆上，还有一头周岁大小的公猪，在靠近驾驶室的地方还有十来个油罐，同他得到的那个油罐一模一样，而在长凳下则放着几个口袋，奥库利奇没看见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两位军官很匆忙地把母羊放进车斗，立即就乘车走了。奥库利奇没记住卡车牌号，他根本就没注意这件事。

　　我问：这两个军官是只跟他进行了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易，还是跟别人也做过这种交易？他迟疑了半天，才说出了两位邻居的姓名……柯尔契茨基和塔拉谢维奇。

　　未经盘问，奥库利奇就主动讲了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前天曾在他家地窖里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据他们说，那里面装的是切成块儿的熏火腿，必须把背包放在阴凉处保存。为了防止被老鼠咬坏，他们把装有熏猪肉的背包放在一个空木桶里，然后在木桶盖上又压了一块大石头。这一切都是那位年青军官亲自动手做的，今天早晨也是他从木桶里取出背包的，奥库利奇碰也没碰过一下。

　　我到地窖里仔细地查看了这个木桶，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说明放过熏肉的痕迹，费了半天劲儿也没闻出一点猪肉味。应我的请求，主人把猫放进了地窖；小猫围着木桶转了转，用鼻子嗅了嗅，然后便纵身一跳，跳进了木桶，它开始嗅桶底和桶壁。于是，我想，背包里也许确实装的是熏猪肉或是其他食物。

　　在木棚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容积约五十公升的德国造的铁桶。我拧开盖子，把一根木棍伸进桶口，抽出来闻了闻，从气味上可以确信是煤油，而且是德国的合成煤油。在木棚旁边的地上还留有“司徒德尔”牌汽车的轮胎痕迹，而在大门口则可以看到从卡车上往下扔油罐时，油罐落在地上压的一个小坑。

　　事实证明了奥库利奇说的一切，因而我也相信了他的话。现在，他的恐惧也好，他向我隐瞒他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关系也好，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

　　他认识到，这种以物换物的交易是非法的，而且不无根据地怕因此而受到惩罚。大概他是这样想的：母羊已经被牵走了，现在呢，一旦煤油被查出来就可能被没收，他本人可能因参与盗窃国家军用物资的活动而坐牢。根据战时法令，他还有可能受到军法审判。所以，为了逃避这场灾祸，他以为隐瞒他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之间的这笔交易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他没想到，也没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煤油是战利品，近一个半月以来，德国人撤退时丢弃了几百座仓库和军用列车，那里面有很多军用物资和燃料。这些物资都应该登记，不过，当局对作战部队的官兵们利用一些战利品这件事一般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农村生活迫使人们尽量适应环境，奥库利奇当然也不例外，他不过是比别人更胆小、更谨慎罢了。

　　德国人已经被赶过了维斯拉河，但奥库利奇却继续保存着占领军的马克和身分证……万一他们再回来怎么办呢？……

　　他曾冒生命危险把旅政委藏在自己家中近一个月之久……这无疑是事实，但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德国人可能不会发现这件事，如果他不想隐藏这位政委，如果他拒绝这样做，那么他也将遭到游击队员们的惩罚。我坚信（尽管这是荒唐的想法），他主要是迫于恐惧，才救了政委一命，他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怎样做才能活命。

　　有关奥库利奇的一切情况，我似乎已经搞清楚了。

　　当我同他一起离开村子时，在汽车旁我对他的妻子说：“今天天黑以前您丈夫就会回来的，请您别担心，对邻居们也不要说什么。您明白吗？”

　　她点头表示明白了。

　　在什洛维奇，鲍若夫斯基老头儿和他的老婆子都证明说，今天早晨确实开来了一辆帆布遮盖着的大卡车，奥库利奇帮助军官们把自己饲养在他家的七头羊中的一头母羊抱上了卡车。这对老夫妇讲述的一些细节同奥库利奇对我说过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相貌。

　　汽车开出村子以后，我立即把奥库利奇放了，严肃地警告他，对我们之间的谈话不许向别人透露一个字。过了一分钟，我回头望了望他，他正快步朝家中走去，几乎是在跑步前进。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利达市。西日尼亚克发现，汽车的板簧断了一根条，他也阴郁的一言不发。

　　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行为有许多可疑之处，有些行为我们目前还完全无法解释。至于包装一百克猪油的玻璃纸……这种专供德军伞兵和空投特务食用的猪油的包装纸就更无法解释了。

　　但是，在同奥库利奇、鲍若夫斯基老夫妇和农民柯尔契茨基（塔拉谢维奇没在家）等人谈过话之后，我对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这条线索的信心已经大大地动摇了。

　　我还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主张，但用塔曼采夫的话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水中捞月……　

第44章　塔曼采夫
　　福姆岑柯按照我的命令把我唤醒，非常准时，一分不差，他认真地向我汇报了自己的观察情况：没有任何重要发现。

　　他们俩都很听话，尤其是福姆岑柯。他军衔比我高，但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马上照办，象听话的小孩子一样。

　　他们俩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过，男子汉大丈夫并不是一门专业。在关键适合，光靠这个是不行的，也是一文不值的……这就不必多说啦！他们没有能耐，年纪也不行了……人过三十，肌肉的反应能力就迟钝了……

　　尤莉娅在我鼻子底下已经去过三次森林了，她每一次都背回一些枯树枝，显然是准备过冬用的。每一次，为了观察她，我就爬到另一个阁楼窗口处。不过，她并不往森林深处走，待的时间也不长，她这是急着回家照顾孩子。毫无疑问，她到森林里去只有一个目的……拾柴禾。

　　她吃力地拖着一个又粗又大的树杈，艰难地迈着步子。她应该把树杈劈开，但后来她却拿了把生锈的斧头剁了起来。

　　斯维里德一定有斧头和锯，他还有马，劈柴也存了很多（还有两大堆引火的桦木劈柴），按亲戚关系来说，借辆小车给她用也是应该的。

　　尤莉娅正在屋子外面干活儿，在我们视线之内。这时，我便开始训练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

　　这些从作战部队来的专门抓空投特务的军官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职业侦探，要善于盯梢，咬住不放。但这两位却是看守房子的，他们会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在空军里，主要任务是保卫技术设备和飞机场，喏，还有防止飞机飞越目的地。所以，我早就说过：既然派他们来了，你也没有办法，不过，干什么还是得靠自己。

　　然而，我很清楚，干这种容易患痔疮工作的人，由于长时间毫无结果地坐着不动，即使是饱经风霜的男子汉，他们也难免会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在这儿泡多久。

　　不管要泡多久，反正我们都得象捕鼠器里的弹簧那样随时准备行动。因此，我有责任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把他们训练一番，教给他们一些与我们所执行的任务有关的起码知识。

　　昨天夜里我就想好了这一切，我决定抓紧时间，每天给他们上两三个小时的课。

　　我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讲起的，即我是怎样第一次同空投特务相遇的；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不是发生在三年多以前，而是发生在昨天，甚至是今天。

　　这一切犹如现在发生在我的眼前：在奥尔沙市郊公路，那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逃难的人流、装满坛坛罐罐和载运着老弱病残的马车，载运伤员的车队。到处是弹坑，路边倒卧着尸体。人们赶着牲畜、车队运载着机器、车床。他们走呵，走呵，甚至连孩子都背着件什么东西，大家早已筋疲力尽，但继续往前走着，只要远离开德国鬼子就好。人们在哭泣、嚎叫，到处是惊慌失措，乱七八糟，最荒唐的谣言，还有敌人的伞兵和空投特务。德寇的飞机在人们的头上盘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那个边防军独立团，当时正在撤出奥尔沙市郊的沿途一带执行检查行人的任务。根据正式命令，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职责还有：

　　在方面军后方维持必要的秩序；

　　检查证件，必要时，也就是发现可疑情况时，必须检查私人携带的物品，包括文职人员和军人的私人物品，不问其职位高低，还要检查一切来往的马车和汽车；

　　保护最重要的建筑物，保证通讯联系畅通；

　　拘留擅离职守，逃到后方来的红军官兵并把他们送往兵站；逮捕逃兵；

　　调度交通运输和撤退事宜，保证开往东部地区的运输车辆满载，必要时疏散各交通线上的难民；

　　当然，首要任务还是逮捕和消灭德国特务和空投特务，同敌人的伞兵进行斗争。

　　这都是在命令中明文规定的我们应完成的任务和应尽的职责，但是，当时我们干的事情比这些规定要多得多，简直数不过来！我们甚至还当过产婆哩。

　　傍晚，我们站在公路上，正准备检查“爱姆卡”牌小轿车。在司机身旁坐着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校，他身穿雪青色上等呢军装，除了菱形领章，还挂着两枚勋章和一枚黑色“光荣的契卡工作者”胸章。后座上坐着他的妻子，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她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另一个男人健壮得象运动员，他戴有一枚“伏罗希洛夫射击手”徽章和两个陀螺状肩章……这是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士。福明少校携同妻子和儿子去莫斯科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赴任。处私人物品外，汽车中还有两大捆文件，文件上盖有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火漆印，在他们出示的密令中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是“绝密文件”。密令还注明，司机和中士都是保卫人员。

　　一切都规规矩矩、周到合理，证件也没有什么可疑挑剔的地方；少校的证件上有我们很熟悉的、用墨水签署的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的姓名，而在一九三Ｏ年授予他的胸章证书上，则有敏任斯基的亲笔签字。少校的妻子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职人员，她的证件和另外两名军人（司机和中士）的证件也毫无可疑之处。“爱姆卡”牌小轿车的牌号是明斯克市的，汽车执照和路条也是真的，挂在车里的可折叠的毛瑟枪上有个银牌，上面刻着：“福明同志（附有名字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留念。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赠。”

　　这一切都天衣无缝……文件也好，军用物品也好，人的举止也好，甚至表面看来，儿子跟双亲还有相似之处呢：男孩子的浅黄色头发和蓝眼睛象母亲，高颧骨和高额头象父亲。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对作战环境也非常熟悉。少校还表示信任地小声说了一句：“您是鲍利斯．伊万诺维奇那个部队的吗？是归康得拉申指挥吗？”

　　康得拉申．鲍利斯．伊万诺维奇担任我们边防军独立团团长才三天……连这件事他们都清楚。

　　然而，我们还是逮捕了他们。

　　我现在向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讲这一段真实经历时，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便在某些地方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通。

　　我当时抓到的基本上是一些尸体，那位也开枪射击我们的金发女郎则受了重伤。

　　原来，男孩子是一位苏联军官的儿子，是德国人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天在边境某地找到的。他们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教他称呼“少校”是爸爸，而称呼金发女郎是妈妈，而且终于把孩子交会了。但是，由于孩子有时还会说错，把她叫成“阿姨”（还是把男的叫成“叔叔”，我记不准了），德国人便想了个办法：当攥住孩子的手时，就表示禁止孩子出声。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孩子不致乱说，还在他嘴里塞了块水果糖。

　　检查证件时，那位“妈妈”（实际上是个报务员）看来是由于紧张而把孩子的手攥痛了，孩子皱了一下眉头。

　　我要事先说明一下，后来，当这孩子抱着全身是血、快要死去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孩子的两只胳臂也是抱得紧紧的，而且号啕大哭。在这一幕可怕的流血事件中，这个女人在孩子眼中是他最亲爱的人。

　　当时，我虽然已经在边境上服役两年了，可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年青人。我发现，她紧紧地攥着孩子的小手，而孩子却在皱眉头，孩子嘴里又塞了块水果糖。当然，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不是我，而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我们边境哨所所长，他负责检查证件。

　　就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向我们发出了约定的信号，而他自己则从边防军战士的手中拿过步枪，一言不发地用刺刀使劲儿地捅了几下有火漆印的一捆文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里面有用硬铝片包起来的发报机）。

　　“您这是干什么？！”少校生气地喊了起来。

　　他这句话也是个信号，因为一瞬间他们四个人都掏出了手枪。

　　我站在小轿车的左侧的后门旁边，我的任务首先是“监视”那个“中士”和司机。他们一掏出手枪，我就当机立断地对准中士的两眉中间给他吃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则射进了司机的太阳穴。

　　“少校”是被赫鲁斯塔廖夫打死的，他还把打伤了一名边防军战士的那个金发女郎放倒了。

　　赫鲁斯塔廖夫可是个精明能干、机智果断的人。必要时，他不仅可以用刺刀去检查一名少校的东西，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委或部长的任何文件和行李也不在话下。

　　他是个精明的人，但一星期之后，差不多是在与奥尔沙公路上的那次事件一样的情况下，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他只不过迟疑了几秒钟，便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在这类情况下，向来是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

　　关于如何处理了尸体，我当然一字未提。当时到处提的口号以及给我下达的命令都是：“消灭一切德国间谍和空投特务！”我们消灭了多少德国特务呵……直到我们变得聪明了一些的时候。现在你试试看吧，如果你抓不到活的特务，你就要倒霉，上级级要剥你的皮，还要把处分决定塞进你的档案哩。

　　我在给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上课时，为了不使他们分心，便自己负起监视的责任。我边讲课，边时而望着窗外，他们俩就睁大了眼睛，傻看着我。

　　有意思的是，他们也跟我一样，是开战那年夏天就参加战斗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