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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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亚可夫对阿廖辛和塔曼采夫敏捷地从雨衣上捡起来的地图、文件、烟盒和铁锹连一眼也没看，也没用手去接。
“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反特处处长办公室去！”他看了一下手表，不高兴地命令道。“请详细写份报告，说明试图逮捕他的经过以及他自杀的情形。如果你们来得及，请写明十二昼夜以来你们的活动，写成侦查工作报告，今天有人将把你们写的这份报告的每一个逗点儿都要嗅一嗅！……别穿这身衣服啦，”他用手指摸了一下塔曼采夫军衣上的一块血迹，“换一件！”
他匆忙地跳出了车斗。
他回来得正巧。鹰钩鼻大尉在走廊里同他撞了个满怀，向他报告道：“中校同志，莫斯科的电话！中将来的……快！……”
第66章 作战文书
高频电话记录
急！
叶果罗夫收
为保证参加‘涅曼’案件工作的各搜查行动小组成员二十四小时内具有高效率的工作能力，红军神经病理主任医师建议服用“柯拉”兴奋剂，每四小时服用一次半公分药片。
同一命令已下达给方面军医疗卫生管理局局长。
建议由您亲自负责保证立即从方面军药库领取八万粒药片供所有搜查行动小组成员服用。
并请您将监督执行的情况向我汇报。
柯雷巴诺夫
高频电话记录
特急！
叶果罗夫收
昨天，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二十点三十五分有三位军官……一位少校、一位大尉和一位上尉……带着方面军侦查部的秘密文件到守卫着618步兵师右翼拉扎镇西北的984团二营报到。在是小时前，营长西皮亚金大尉收到师侦查处处长的电话，说他们将到达该营驻地，处长要求他为到达者提供协助。
天黑以后，吃完晚饭，在营长的地下指挥所中，少校、大尉和上尉穿上了从师部带来的伪装外衣，携带着武器并在警卫排长维列夏可中尉和班长巴尔库诺夫军士陪同下观看了全营的战壕，然后，他们爬到警卫排的战壕中，声称他们将在该处待到换岗的时候，即早上六时整。当时并未发现他们的行动和言谈有任何可疑之处。
早晨五点二十分，从他们所在的战壕中朝敌人阵地方向发出了信号弹，以红、绿、白为序，接着，位于营战壕中的观察哨发现穿伪装外衣的三个人爬出警卫排战壕向敌人方向逃去。冲锋枪和机关枪未及时开火，由于能见度差也未能射中目标。
但是，在离德国防线约三百米处，正在爬行着的两个人触到地雷而被炸死，几分钟后，第三个人被我狙击手开枪射中而受重伤，当时，他已爬到离敌人战壕约一百五十米处。半小时内次人还能动弹，后来便一动不动，可能已死去。
在最近五小时内，德国人曾三次企图把此人的躯体拖回，但三次都被我方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炮火打退，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警卫排排长维列夏克中尉和巴尔库诺夫军士在警卫排战壕中被发现，他们是被敌人用匕首杀死的。
我们和司令部都正在大力进行侦查。侦查表明，来到师部的这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向师副参谋长谢马什柯中校和侦查处长齐布尔斯基出示了出差证明和军官身份证，还有方面军侦查部部长的一封密信，这封信现留在师部，经检查，信是伪造的。
在营长的地下指挥所中，他们留下了装有食物的背包和公文包，公文包中有一本约·维·斯大林的书「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一九四四年）和阿·斯彼克托罗夫的小册在「警惕性是战争的铁的规律」（莫斯科·一九四三年）。有可能这两本书有一本曾被用做编译密码、
在公文包中还有三张用过的电影票，是今年八月十六日十二点半“胜利”电影院日场票，另有通用出差介绍信，是今年八月十七日为波利秀克少校“和；另外两位同行者”开的介绍信，该信盖有有关部门的伪造印章和方面军侦查部野战邮政印章，但没有八月一日开始采用的暗号……在句中以句点代替逗点。
根据谢马什柯、齐布尔斯基和西皮亚金提供的情况，这位“少校”说话有乌克兰口音，从相貌看，与因“涅曼”案件而被通缉的“大尉”的面貌相似。还有另外一些理由认为，这些在９８４团地段中试图通过“绿草地”的身分不明者就是在“涅曼”案件中被通缉的特务分子，他们在完成任务后，试图通过这种办法回到德军方面去。
谢马什柯中校和齐布尔斯基少校因缺乏警惕性，西皮亚金大尉因未得到“锄奸”反特局代表的允许，便让外人在没有“锄奸”反特局代表陪同下进入警卫排战壕，他们都已被司令部撤职。在步兵师各连队召开了关于必须更高度地提高警惕性的会议；为了杜绝今后再发生类似非常事件，已向全体官兵进行了详细训示和严肃警告。
目前，在９８４团第二营的地段内，秘密埋伏了增援的一刚重机枪连和两个拥有八十二毫米口径迫击炮的迫击炮连。在这些增援连队的炮火掩护下，下午一时，侦察排将采取行动把那个完整尸体从敌军阵地前沿拖到我方阵地，同时把另外两个身分不明者的尸体也抢回，以便取得补充物证和可能的人证。
我将立即向您报告战果。
柯伏巴秀克。
第67章 近卫军中尉勃林诺夫
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为了执行阿廖辛的命令，安德列同市警备司令部的一名助手乘车前往卡面卡区。
整个上午他都无所事事，在大家都很紧张和繁忙的情况下，这种处境实在令人惶惶不安和难受。
一大早，阿廖辛就把睡在车斗里的他叫醒了，同时把顺路汽车从反特局带来的一封他母亲的信交给了他。阿廖辛命令他留在原地，但不要去找领导，然后，阿廖辛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安德列想一个人呆一会儿，读一读母亲的来信，但是，到处都有人。他到警卫排去看了看，发现有一张空床，就躺了下来，但一躺下就睡着了。两小时后有人把他叫醒（是偶然地认错了人），于是，他下了床。
他在食堂里吃了顿早饭。这时，在宽大的窗前站着一位年青的少校，个子很高，宽厚的胸脯前佩戴着勋章标记，身体象运动员似的健壮，那些莫斯科来的“猎狼犬”都是这样的好汉。这位少校转过身来对另一位军官小声说道：“尼库林，你不是问过吗……他就是塔曼采夫。”
一听到塔曼采夫这个姓，另外两位同安德列并排坐着的军官也立即走到窗前往外看。安德列也站了起来。
塔曼采夫没刮脸，穿着一双破皮靴和从警卫排借来的一件旧军衣，这件军衣的肩部和胸前有两块难看的大补丁（他把自己那件血迹斑斑的军衣泡在盛满了雨水的木桶里了）。他手里拿着船形帽，疲惫不堪地在离办公楼约十五米远的地方走着。
看上去塔曼采夫象一个惩罚营里的军官，正在戴罪立功，还没有恢复军衔，也没有领到新军装，所以，把军官肩章直接别在一身旧军衣上。他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看他，便抬起头来，啐了一口唾沫，用异常轻蔑和凶狠的眼神看着那些站在窗前的人，以致那些人马上背过身或者转过脸去。
安德列觉得很荣幸。他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这些“猎狼犬”对塔曼采夫如此注意不只是出于好奇心，而是同行对同行的尊敬，于是，安德列又一次想到，命运使他有幸结识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些人……阿廖辛、塔曼采夫和波里亚可夫中校。
安德列对这些莫斯科人也知道塔曼采夫一事并不奇怪。他听说过，春天，塔曼采夫曾到莫斯科向一大群军官和将军们表演了自己的马其顿式射击艺术。他射击的那么出色，甚至得到了总局局长的奖赏……局长送给了他一支刻有亲笔署名的手枪。
安德列觉得现在塔曼采夫的样子很反常，他显得狼狈不堪，十分疲惫，心里很替他难过。一刻钟后，他们二人便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写报告了，他们追记了十二天以来自己的侦查活动，从斯托尔布兹森林的搜查工作开始写起。
据塔曼采夫解释，这些报告是莫斯科来的首长审阅侦查工作文件时要看的。否则，波里亚可夫和叶果罗夫将军将会遇到麻烦。
这时安德列才得知，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承办的这个案件从昨天起已由大本营亲自督办，到这时他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在反特处和机场上出现了空前的紧张气氛。他觉得很委屈，这件事谁也没告诉他，甚至阿廖辛也没说一个字，唯一的解释不过是因为他还是个实习人员而已。
安德列从塔曼采夫口中还得知，总局坚持今天采取大规模的部队搜查行动，但他们小组将不参加这一“没有必要的活动”。
“既然是部队搜查，就让部队去干好啦。而我们是反特局的，”塔曼采夫骄傲地说道，“我们将单独行动。”
塔曼采夫的情绪很坏。他一见面就告诉安德列说，他遇到了麻烦：一个德国特务自杀了。如果不是派来协助工作的那两个军官碍手碍脚，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你还能对这些派来的人提出什么要求呢？毫无办法！……
他引用了最高统帅的一句名言，但改了几个字；他说，这些军官来了，但早晚是要走的，而侦查人员却得留下来，在这种具体场合，要负责任的是他塔曼采夫，更糟糕的是，阿廖辛和波里亚可夫也要对此负责。
塔曼采夫最相信的是波里亚可夫的侦查计划，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校和将军不受干扰，那么，今天，最迟明天一切就会“干净利落”地解决。
安德列有点莫名其妙。如果部队搜查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莫斯科一定要这样干呢？……而且，为什么塔曼采夫，看来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反对这一措施呢？这是什么人，而且这个人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抓特务呢？为什么波里亚可夫和将军一定要他们这个小组来破“涅曼”案件呢？
这些问题以及另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安德列的脑子里打转，但他敢于提的唯一问题是：他们今天该干什么？
塔曼采夫边写报告边说，如果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将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到晚上七点钟到森林中进行埋伏，这是短波电台活动的最合适的时间。但是，必须早些出发，一过中午就应该动身。
安德列以及懂得，埋伏就是秘密地守候在现场或藏在侦查人员准备捕捉敌特分子的房子里。一个月以前安德列参加过这种行动：他和阿廖辛一起待在又臭又热的木棚子里，被跳蚤咬得难受极了，他们俩紧挨在一起待了三天三夜，与几头猪和一头乳牛作伴，只是在半夜大小便时才能爬到外面来。而且空等了一场，一个人也没出现，因此，这三天给安德列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
但是，塔曼采夫却一心幻想参加复杂的侦查行动，参加具有“战略意义”的活捉敌特分子的行动，因此，他对设埋伏一事是很喜欢和重视的。
“这是在作战条件下抓特务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道，“如果好好地动动脑筋，把一切都组织好，甚至用这种最简单的材料，也能做出好吃的糖果来！”
报告的前几段，他很冷静而相当快地就写完了；现在他在写最后一部分报告，即关于未能活捉住特务的最长的部分，他是十分激动的。在描述早晨发生的事情时，他翕动着鼻孔，有两次是由于想起令人不快的事而合上了眼睛。
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生气地喊了起来：“永远也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谁呀？”
“派来的那些军官！”
他很想睡一觉，看了看墙角那边靠窗户的地板，他声称，只要一写完这些劳什子，他就要关上门，在办公室里睡它两三个小时，让侦查工作和“涅曼”都见鬼去吧！然后，安德列把他叫醒。
安德列写完自己的报告以后，便到警卫排宿舍去了。他乘人不注意，从那里拿了枕头回来。他不敢带着这玩意儿穿过反特处的走廊，便从窗口递给了塔曼采夫，塔曼采夫被他这种关心感动得竟然微笑了一下。然后，安德列回到办公室，他这时才鼓起勇气提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今天和明天都抓不到敌特分子怎么办？
“什么？……莫斯科可不会开玩笑……”塔曼采夫阴郁地说道。“每一个人都得灌一次肠……每一个人灌半桶松节油，在松节油里还得掺进一些唱针。”他还挺详细地解释了一番。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是为了安慰安德列，又加了几句道：“你嘛，还年青……我嘛，作为一个普通的搜索队队员，莫斯科也不会惩罚我的，在他们看来，我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至于波里亚可夫、阿廖辛和将军嘛，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他突然生气地喊了起来。
安德列弄来的枕头没用上，这天上午塔曼采夫没能睡成觉。不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很快他就跟阿廖辛和方面军反特局的二十几名侦察员乘上几辆汽车，到什洛维奇森林地区去了。
阿廖辛也给安德列下达了波里亚可夫，也许是戈鲁勃夫的命令，命令他同警备司令部的一位军官一起于十三时整到达卡面卡以南的一个地方。
阿廖辛和塔曼采夫走后，安德列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他以为人们完全把他忘了，由于无所事事，他故意在刚从反特处办公室出来的波里亚可夫面前晃来晃去，但中校只回答了他的举手礼，一句话也没说。
卡车大约在二小时后回来了；西日尼亚克找到了安德列并喊他去吃午饭。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但想了想什么时候还可能有机会吃饭这个问题之后，安德列便往厨房跑去。
喝完了很油腻的菜汤，炊事员，那个西日尼亚克的同乡，又给他满满地盛了一盘清炖猪肉，还答应给他送来一杯“可可”。
安德列以及好久没吃得这么饱了；不过，今天所有的人都毫未受限制的大吃大喝起来，简直象是要被送到屠宰场去的牲口；甚至放在餐桌上切成大块的白面包也不定量了。
当安德列正在用叉子把猪肉蘸在专为他们用的一小碟芥末里时，一位上午跑进食堂（当时有二十几个人在就餐），他一跨进门槛便喊道：“这里有没有阿廖辛大尉小组的同志？”
“我是……”安德列嘴里塞得满满地，红着脸答应另一声，“我们是……”
“您怎么还坐在这儿？！”上尉生气地说道。“我们走吧，请您去找那位警备司令部的代表，我们马上出发！”
他们绕过反特处办公楼，上尉指着一位高个子军官给安德列看，那位军官背朝着他们站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然后，上尉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安德列认出，这位军官就是市警备司令的助手，这位年青的高个子大尉眉清目秀，长着一对椭圆形的眼镜。
当他第一次看到利达市警备司令部办事处时就看见过这个大尉，他当时就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但是，安德列怎么也想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人家，因为大尉甚至同比他军衔高的人谈起话来也毫不客气，甚至还有点居高临下的神气，至于对阿廖辛，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位大尉坐在一张高高的长桌后面，登记出差证时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讨厌的家伙，对不对？……”塔曼采夫骂了一句，他特别不喜欢这个大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