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黑洞-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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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的纽约，天空碧蓝碧蓝，那天早上10点，我照例到位于第五大道的咨询与心理治疗中心去上班。我看到在第五大道上许多的人脸上都露出奇怪的表情，还有人在莫名其妙地乱跑。我不明就里，只是觉得气氛变得奇怪而恍惚。当我走进治疗中心时，发现里面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焦急地打电话，而电话却无法打通，有人急得哭了起来。那真有点世界末日的味道，而我还在莫名其妙。
治疗中心的社工格雷格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世贸中心被袭击了，你们中国人怎么看的？”
“世贸中心，就是那姐妹楼？”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格雷格嘴里念叨着。
在一大堆乱哄哄的人群中，治疗中心的主任格兰姆博士从走廊的深处面带微笑地走过来，格兰姆博士脸上的微笑在那一大堆满脸凄楚的人群中显得古怪而不协调。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给我当下的感觉好像是“你们中国人别太高兴了，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
格兰姆博士曾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那是标标准准的美国老江湖了。因为“9·11”恐怖事件发生的突然性，没有人可以事先预期到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刻各种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的。格兰姆博士面带微笑地说出来的这句“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实在是意味深长。
“9·11”发生的时候，中国人有没有很高兴呢？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在美国你是不可能老实告诉美国人说，有些中国人对9·11的发生很高兴。但事实上，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在“9·11”发生的那个时刻欣喜若狂。但在冷静下来后，我们对格兰姆博士的那句话应该有新的解读：“中国人，恐怖袭击同样有可能在某一天降临到你们的头上。”
当我听到格雷格和格兰姆博士的话后，立即跑出门去，因为在第五大道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贸中心。但当我到了第五大道时，在世贸中心的方向只剩下冲天的烟雾了。
凝视着那团褐色的烟雾，一股强烈的悲哀从心中涌起，我的周身弥漫了痛苦和悲哀。在那个当下，生命变得如此脆弱，理性的思维好像完全停摆。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回旋：“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9·11”是美国的悲剧，但也同样是全人类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不应该成为任何想活出人生意义的人类成员作为饭后茶余笑谈的素材的。我们实在很有必要仔细探究一下这个悲剧事件在人们心灵上所投下的阴影和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在我悲哀发呆的那个当下，治疗中心的另一名社工丹尼提议到圣文圣特医院去看一看。于是，我们边走边聊到了圣文圣特医院。看见医院外面已有数百人排成长龙，我问丹尼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排队，他告诉我是为了献血。我很惊讶美国人在灾难面前的这种立即表现出的互助意识，而我也马上意识到自己在问出那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我对这种互助救难意识的淡漠。
回到治疗中心，我的许多患者都取消了预约，只有一个患者照例前来。我原以为她会把交谈中心集中在这次灾难事件上，但她却像往常一样专注于她个人的心理问题，外面的灾难似乎并没有在她的内心激起太大的波澜。星期三，我的患者没有一个到诊所报到的。我给每个人都打了电话或留了言，有一个患者在电话那头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害怕，这个星期我都不想出门了。”
在美国大多数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如何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报道。但美国人在灾难后究竟是如何想的，我在和我的美国朋友、我的心理患者的交谈中获得了另外一种怪异的结论。
宗教悖论：应该去爱本·拉登
主流美国人视基督教为美国国教，“9·11”恐怖事件的当天晚上，几乎所有的教堂都挤满了惶恐悲凄的人群。面对无法阻止的灾难，人们想到的第一个救助就是万能的上帝。
教堂自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灵魂避难所，当人们进入教堂，潜意识里会有一种期待，如果上帝来接引世人的话，教堂应该是上帝宇宙飞船的第一接应点吧。人们在教堂里祈祷、唱诗，互相安慰，大灾难的第一个晚上大概都是这么过去的。
但很快人们就被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缠住了，“9·11”恐怖事件发生时，上帝在哪里？
*上帝那时在场吗？全能全知又爱世人的上帝应该在场。但上帝既然在场，他老人家为什么不出手阻止呢？
*上帝有可能太忙了，那个片刻他老人家正好不在场？上帝不是全知的吗？即使他老人家太忙分不出身来，他可以派一个天使来啊。
*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必然知道这件事，但上帝没有阻止此事的发生，难道上帝想借此事向世人传达什么秘密？
*如果上帝真的想借此事向世人传达什么秘密，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借魔鬼的手来传达他的伟大旨意呢？魔鬼这不就变成了上帝的仆人？上帝即使要传达他的伟大旨意，他老人家为什么要用这么一种恐怖的方式来做呢？如果上帝认为这是教育世人一种有效的手段，那上帝岂不是恐怖主义的祖师爷了吗？
第一部分 曼哈顿 ：机遇的天堂 心灵的地狱
第12节 有没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
按基督教的逻辑来讲，上帝必然知道此事，也很可能当时在场，但上帝还是任悲剧发生，并且发生得很彻底：两栋大楼完全坍塌，里面没有一个人奇迹般生还。这是什么意思？
在白宫举行的弥撒上，一位著名的美国牧师试图解释此事。他说所谓神秘就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9·11”恐怖事件就是一种神秘。他坦白地说，他也不知道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在白宫举行的弥撒上，一位在美国极负盛名的牧师的坦言。
大家都知道，在那两栋姐妹楼里的人大多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他们是不应该遭受这样的灾难的，但为什么灾难要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那位牧师说道，我相信他们现在都已经到达天堂了。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多么荣耀灿烂的事啊。牧师的话只是一种美丽的猜测，他拿不出什么铁的证据来证明那些死去的灵魂现在都已经在天堂里了。
人们其实也不相信牧师的话，这句安慰人心的话是不能用来反证的。如果那些死去的灵魂现在都已经很荣耀地升到天堂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哭泣悲哀呢？我们应该欢歌庆祝才对啊。我们现在痛恨恐怖分子的最大原因就是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但既然那些被杀的无辜都在死后升到极乐的天堂，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恐怖分子的滥杀如此痛恨呢？
这里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逻辑的混乱。如果我们按逻辑来看的话，死后上天堂是宗教许诺世人的最高奖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那死去的人是上了天堂，但却对导致他上天堂的那些恐怖分子恨之入骨，这只能证明世人对天堂的喜欢远不如对人间的喜欢。看到亲人上天堂，我们没有欢喜，而是悲痛欲绝，天堂和地狱在人心中的地位其实相差无几。
既然世人对天堂的现实态度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天堂为终极目标的基督教岂不是建立在人们的虚妄的信念之上的。人就是这么奇怪，进入教堂寻求灵魂最后归宿的世人，在现实的理念上根本是和基督教唱反调的。我们希望上天堂，但对已经上到天堂的人我们却很悲哀，而对导致我们的朋友上天堂的人，我们不但不感谢，还要恨之入骨，必图赶尽杀绝而后快。
上面我其实已提出了两大困境：上帝的道德困境，天堂的喜恶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困境就是爱的困境。在圣经里，耶稣有句伟大的名言，“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但遗憾的是，基督教徒们通常至多做到的是，爱我们的小敌人，但绝对不能爱我们的大敌人。
有谁敢在美国说，“我爱本·拉登！”这句话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诲的；但美国的基督徒却集体选择违反耶稣的教诲。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选择性的理解，运用在美国基督徒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这种滥用使得人们陷入了以上三大逻辑困境而不自知。迷失于逻辑困境中的人往往是短视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吗？
集体潜意识中的“因果”狂欢
“9·11”的当天，曼哈顿的交通全线瘫痪，我只能徒步从10街走回76街的寓所。回到家里，看到留言电话闪烁，一听是我的一位印第安朋友强尼的留言。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急促而兴奋，问我是否安在。我马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你还活着，这下我就放心了。”强尼一听我的声音就大笑起来。
“嗨，强尼，我那地方离世贸中心远得很呢，怎么会有问题？”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关心你！”
“我听你的声音很兴奋的样子，你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这帮强盗终于得到报应了。”强尼又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
“这帮强盗？”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这帮强盗在几百年前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难道不应该得到报应吗？”电话那头的强尼声音变得钢硬起来。
“强尼，这大楼里死的不仅仅是白人啊。”
“我知道。”强尼叹了口气：“但你是很难理解我们美国原住民这种复杂心情的。”强尼不喜欢用印第安人，而喜欢用美国原住民自称。
“强尼，你的这种想法代表你个人呢，还是大多数美国原住民？”
“你说呢？”强尼狡猾地反问我。
“我只是问问你？”
“这是一种世仇，我们美国原住民祖先在几百年前就经受了比“9·11”更恐怖的恐怖袭击。现在美国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报仇；但我们呢？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报这个仇了。”
强尼的话在我的心中激起涟漪，中国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受到世界列强的凌辱，和美国原住民的仇恨实在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日渐强大起来，而美国原住民则只能默认现状而已。
于是，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测试问题。我问许多美国人这么一个问题：“你能想像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吗？”
“这怎么可能？”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如此说。
“请再想一想这种可能性。”我坚持道。
“那么是中东裔美国人？”这是最自然的猜测。
“再猜一猜。”我没有认可这种回答。
“那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人被我这个问题难住了。
“美国原住民。”
“啊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10个美国人中大概有8个马上明白这个答案中的意思。
当然也有美国人说：“这是两码事，怎么可以扯到一起来。”
“因为你不是美国原住民，所以你当然不会如此想的。”
在心理治疗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则是“深入体察法”，即把脚伸进对方的鞋子里去试一试，以试图了解对方真切的感受。我们自然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原住民都像强尼那样想的，但强尼的想法却印证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隐藏的“因果报应”的信念。
把恨投射到世贸的白皮上
在“9·11”后；心理咨询的话题自然就会集中到这次恐怖袭击上来。我问一位黑人患者露丝对“9·11”事件的看法。
“那两栋白色的大楼早就可以倒了。”
“为什么你如此说呢？”
“你没有注意到那是白色的大楼吗？”
“精确地讲是银色的。”我说道。
“银色，哼，那是白色，白人的白色。”露丝的话里充满恨意，很明显她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颜色上去了。
“世贸中心里面也有很多黑人员工啊。”我提醒道。
“这我当然知道。我很高兴这两栋白色大楼终于倒塌的原因是，这大楼是以白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到达顶峰的象征，是集资本主义财富、科技、荣华于一身的象征。但我要说的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美国黑人，饱受白人种族主义的凌辱，至今依旧生活在贫穷的边缘。我为什么要惋惜那白色大楼的倒塌？”露丝的愤怒好像打开闸门的洪水。
美国黑人内心的这种愤怒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在“9·11”这样举世震惊的事件背景下，美国黑人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比白人多了另外一种难言而复杂的感情。
就上一段的那个问题“有没有美国人因为‘9·11’事件而高兴？”，在我提出“美国原住民”后，有一位黑人马上接口道：“为什么不会是黑人呢？我们黑人在美国为白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我们同样有难解的仇恨。”
由此可见，“9·11“事件不但扰动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也搅动了人们在内心深处的压抑情绪。
露丝把对白人的恨投射到世贸中心的白色上，我问她芝加哥的摩天大楼西尔斯塔是黑色的，那她又怎么看呢？露丝咧嘴一笑道：“我一直生活在纽约，从来没有到过芝加哥。就这一点我就已经很生气了，你说我为什么长这么大了居然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那还不是因为穷？”
第一部分 曼哈顿 ：机遇的天堂 心灵的地狱
第13节 骂布什是一种时尚
“你虽然穷，但你至少有政府给的最低生活保险和免费医疗卡。”我说道。
“哼，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怎么活啊？”
“美国是个自由社会，有足够的机会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梦想？”
“你是真的不懂，我难道不想成功？但你知道黑人的肤色对黑人成长的过程有多大的影响吗？”
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心理医生来讲，我是真的不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两种不同肤色的人都无法真正相容，又何况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呢？有趣的是美国心理学界对美国黑人的这种对白人的潜在敌视，称之为“健康的文化偏执”（healthy cultural paranoia）。这样的文化偏执真的健康吗？
最近牙买加的一位政府高官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交谈中，直言不讳地称鲍威尔是布什的家奴。鲍威尔一笑了之，还开玩笑地说，自己体力很好。但我相信不少的非裔美国人听了此言可就没有鲍威尔那么潇洒了。
有记者采访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问他一个尖锐的问题：黑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美英就开始轻视联合国。曼德拉说：“确实存在这种因素。实际上，许多人都私下里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如果是白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美国和英国脱离联合国单独行事。但是现在，是黑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于是他们就轻视联合国。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许多人都在谈论的事实。”
作为非洲最富威望的黑人精神领袖——曼德拉的话清晰地透射了黑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疑虑。曼德拉还特别指出，当年美国国会在讨论是否帮助曼德拉出狱一事上，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投了反对票。由此说来，曼德拉对布什政府中主战派的切尼的反感，切切实实有其直接的痛恨原因。
有趣的“妄想”：尼克给我透露“国家阴谋”
美国人对美国总统的评价是很特异的。当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正是遇上克林顿闹桃色新闻的时候。我问周围朋友对那件事的看法，有对克林顿的行为百般辩护支持的，也有极力贬斥反对的，大体上是两分的样子。
2000年我到纽约，以为纽约人和芝加哥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相似的。但细问之下发现，纽约人对克林顿的喜爱几乎已达到一边倒的程度。曾经相传克林顿有意竞选纽约市长，如果克林顿真有此意的话，那几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