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 作者:十年砍柴-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舾赡曛笪腋纾ǖ笔币芽忌狭硕钡囊凰氐愦笱В┗蛐砭突崛缥掖蟛缡痈盖啄茄仄缡佑谖伊恕！ 「盖资歉雠┟瘢匆源蛴阕魑饕杖肜丛础８盖状蛴阋丫屑甘甑睦妨耍还褂玫娜匀皇亲钤嫉墓ぞ撸夤ぞ咭彩亲约憾肿龅模⑶乙话阒坏胶苄〉南铮蛘咛锛渌道锎颉Ｔ鹊氖焙蛳锼锢镉愫芏啵谑谴虻靡捕啵⑶也挥米吆茉叮胶罄刺锢锱┮┯枚嗔耍阋簿徒ソサ厣倭耍盖状虻挠憔驮嚼丛缴伲叩靡灿从叮话愣荚诙镆酝獾慕衔У牡胤饺ァ８盖酌刻煸缟狭愣嗑偷闷鸫玻掖页粤嗽绶咕蜕下妨耍挛绫匦朐谝涣降阒案匣乩矗员憬蚶吹挠隳玫轿辶锿獾募猩下簦庋憷锤盖滓惶熘诔舜蛴悖沟米呱狭呤锫罚簿驼庋妥吡艘桓龈龃呵铩３て诘乃锢妥魇垢盖茁湎铝朔缡匝郏坏揭跤晏煳易苣芸吹礁盖孜孀叛桓焙芡纯嗟难印！ �
在父亲三兄弟中，大伯念至师范毕业，而叔叔也到了高小毕业，惟独父亲没有上过哪怕一天的学，因为家境不好三兄弟中必须有一人在家协助我爷爷他们。没上过学的父亲也是三兄弟中最老实的一个，经常干些“傻事”。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老实的父亲也不时被村里一些人所算计，连村里那些干部，在收诸如学校集资款等等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的时候，首先就直奔我家而来，而父亲被那些村干部花言巧语一番之后，往往就“慷慨解囊”。这一点母亲尤其生气，毕竟她明白这钱来的是多么不容易，于是每每这时母亲总是埋怨父亲，而父亲几乎从不顶嘴，或者是因为理亏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无以还口，于是就只是憨憨地笑。 尽管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却拼了老命也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送到学校去。父亲不擅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偶尔会在其他人面前说上两句。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因为放弃了考上的大专，我堂叔问我父亲怎么办，父亲说：“只要他还读得下去，我们做父母的再穷再累也要供他读下去。”这是父亲在一次乘凉的时候对我堂叔所说，而我无意中听到的，当时我心里是一阵的酸楚。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而宁可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上大学以后，一般都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当我回到家，父亲见了我也只笑笑，说，回来啦！然后就呆一边听我们讲话，也许他能看到我就是一种幸福，而我，只要看到父亲的身体依然硬朗如初，也就感到踏实了。
母亲
一想起母亲，我总有想哭的冲动，尽管我知道，男儿当有泪不轻弹。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做饭（用大锅做一日三餐的饭，不仅包括人吃的，也包括猪吃的，到了中午晚上我们就只能吃那结成一团的冷饭，猪食也只有在喂之前加热一下），做好了饭，还得洗衣服，等这些都忙完，差不多八九点了，如果我们还没起床，母亲就叫我们起来吃早饭；吃过早饭、洗过碗筷，母亲就掮把锄头到田里看水、除稗草，或者到地里种红薯什么的，通常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才回来；回来还得喂猪、做菜，匆匆吃过后又忙去了，而晚上回来时通常都是七八点了，接着还得喂猪、摘菜做菜，等吃过晚饭，洗过澡，差不多也就10点了。农村的夜晚，除了虫鸣蛙叫，大概别无其他，更别提夜生活了，于是看电视便成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可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看了没多久就打起盹来。我们叫她先去睡吧，她总不肯，非得陪我们。直到如今七八年过去了，而母亲打着盹似睡非睡地陪我们看电视的场面成了我脑海深处最为鲜活的记忆。
两个姐出嫁之前我们家7口人，人均八分田，共计五亩六，而且有一大半在很远处的山窝窝里，一年两季水稻让我们都饱受折磨。其实不光田多，地（在山上的旱地）也多。为了能多种些红薯、萝卜之类的，母亲到处开垦出大块小块的地，这些地一般都分布在山旮旯儿，因此要去锄地、上土什么的都得走上很长的路，十分辛苦，即使而到了收获的时候，一担一担的红薯也确实经挑好一阵子的。小时侯我经常扛把锄头帮母亲种红薯或者收红薯，有几次因为不听母亲劝告，光这膀子干活被太阳灼得脱了一层皮，过了好几天背上、手臂上都还火辣辣地痛。在我们那个村，我们家收的红薯总是最多的，虽然每天早上都吃，到第二年五六月份仍还剩下一大堆。人吃不了的，就拿来喂猪，这样可以节省猪饲料，这也是母亲不辞辛劳地种大量红薯的原因了。
尽管辛劳，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尤其是我哥上大学之后，家庭支出激增。为了能熬过去，母亲总是省吃俭用：猪肉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做菜的时候总是放少得可怜的一点猪油；日常用的灯泡除了我房间的是60瓦的（因为母亲担心昏暗的灯光会损坏了我的眼睛）以外，其他的都是15瓦的，诸如此类。当我们村大部分家庭都开始烧煤的时候，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山割柴，只是因为烧煤平均下来一天要花大概一元钱，母亲认为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多块了，心疼。长期的劳作使母亲腰板硬朗，因此很少生病，不过感冒发烧之类的那是谁也躲不过的，这时候母亲从不去医院看病，只是一个人跑到房间睡觉，而且晚饭都吃不下。这点跟我父亲如出一辙。
母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没上过哪怕一天的正规学堂，不过因为我外公识字，再加上生产队的时候上过夜校，因此比较常见的字基本还是认得，只是不会写，这比一字不识的父亲就强多了。哥上大学之后经常写信回来，等其他人都看过了，母亲就戴起老花镜，端个凳子，然后很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嘴巴还一张一合的，碰到不懂的字就问我们，一封信大概要花上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看得完，看完之后按原来的样子折叠好，收起来，待其他空闲时间，又会拿出来看上一两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发过火，也没有骂过我们姐弟几个，如果有什么看法，她就等我们说完之后才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高一那年，因为我所读的高中是全县末流中学，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人对高考抱有希望，历史上应届升学率文科为零，理科也好不了哪儿去，仅有几个考上的多半也是因为座位好靠舞弊得来的，那时侯我跟其他同学一样，看不到出路在哪儿。一次在家时我不经意地说，考不上大学，以后就出去找我哥，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母亲紧接着来了一句：“父母可以养你一辈子，可兄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表明这话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二是我“高四”那年暑假，因为大姐家只有她和我姐夫两个劳动力，农忙忙不过来，于是就把我外甥送过来让我们帮着照看。这小家伙很调皮，白天连影子都见不到，晚上就一身泥巴跑回来，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得给他洗澡洗衣服，等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在母亲怀了睡着了。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对着他发火，嚷要送他回家，母亲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你姐现在累得都只剩下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了吗？我顿时哑然。最后一件事发生后最近，我回家玩了一个星期之后，返校时绕道福州去看望一个大学同学。去之前母亲问我到了福州后去不去哥家，因为跟哥有些矛盾，我真的不想去，于是我说看情况吧，母亲说：“他毕竟是你哥啊。”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到了福州之后尽管费了一番波折，但还是去了，看了哥、嫂，以及已经2岁多了不过从没有回过老家的我侄儿（我哥嫂他们自从有了小孩连续三年没回家了）。母亲也从来不干涉我们，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几乎都是支持的，一来是她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事，无法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二则应该归于她对我们的信任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都从不轻易做出决定，我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母亲失望。现在想来，尽管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其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而这种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们获益匪浅。 这样的日子尽管艰难，但因为全家的团结一致乐观向上而显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后来婆媳之间的一些矛盾给了母亲很大的刺激，2001年，母亲去了福州我哥家，本来此行的目的是去照顾即将出世的孙子的，3个月之后却选择了在一个大清早，在哥嫂他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收拾了衣物，独自回了老家。 经历过那件事后，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伤心。正因为如此，我在家的时候，总想方设法让她高兴，并且瞒着父母到去买了台25英寸的彩电替代了原来又破又小的17英寸黑白电视，过年时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说实话，这些钱都是我从同学处借的，但在父母面前我只能撒谎说是自己挣的，否则他们肯定不高兴。我只是希望他们的心情能有所好转，这是什么都无法换取的，花费多少我都认为值。 写到这儿我真想哭，不为别的，就为我到现在还不能给父母分担压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会的，而且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此时此刻，在这千里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亲，我至爱的母亲，儿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生于1965年，二姐1969年——她们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的。对于她们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从母亲和她们自己的口中了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学的时候得成天背着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则成了我记忆深出暖暖的摇篮，我就在她的背上摇呀摇，摇过了我的幼儿时代，也摇过了我的半个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从何时开始记事，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二姐背着我的时候，因为不知何事让我不高兴，我就又哭又闹，还抓她的头发，姐就使劲地左右晃动着我以作报复，而我就闹得更凶了。这个场面成了我最早的关于幼儿时期的记忆。
大姐初中毕业，因为没考上高中和中专，就回家了，二姐则小学四年级还没毕业就辍了学。从我逐渐懂事开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两个姐偶尔会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家里连只鸡都不许养，哪来什么收入，穷得叮当响，早晚吃的稀饭稀得捞了半天不见饭粒，更不用说有钱读书了。姐姐有时候会不客气地“将”上一“军”：那时候哥又怎么有钱读书！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也只有苦涩地笑笑，不言语了。现在想来，不能否认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家庭的贫穷。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负重也要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学校去，那么我们姐弟四个就都只能在家继承父母的衣钵了。当然也正是因为两个姐在辍学后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们兄弟俩才有了安心求学的机会，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姐（尤其是二姐）本来所学就不多，辍学后又没日没夜地奔波劳作，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接触书本，到后来仅学到的一些东西也就忘得差不多了，为此她们都没少吃苦头。我初中时开始自己写对联，一般大年三十那天我一边写，二姐就一边贴。我高一那年贴对联的时候，由于我没告诉她贴哪儿去，她竟然把一副该贴在猪圈上的对联给贴到大门口上了，幸亏发现得及时，才没遭邻人的笑话。我知道那是由于二姐认识不了几个字所致，便没有大声嚷嚷，但直到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我悄悄地把那副贴错的对联揭下来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姐是满脸通红。到后来，我们镇上有家外地人办的裁缝培训班，因为那个时候大姐已学会了裁缝，我妈就便极力“怂恿”二姐去报了名以便也学点手艺。二姐刚开始还踌躇满志，打算学成之后便自个儿开家裁缝店，可过了不到10天，回来便说不去了，原因是那个外地来的师傅讲的是普通话，而我们当地客家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二姐只能连听带猜；这还不算什么，师傅一边讲解还一边板书，姐姐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自然就学不下去。大姐也有本难念的经：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家一面养鱼，一面还因地制宜地养些家禽家畜，有一次，因为看不懂说明，一次大姐错将某一种新出的杀虫剂拌了饲料喂鸡，结果一夜之间家里的鸡差点遭到灭顶之灾。
两个姐都在25以后才嫁，这在农村算是大龄了，当然不是因为嫁不出去，而是她们都希望能为父母多干几年活。我上初二的时候大姐嫁到一个比我们家还偏远的地方，姐夫高中文化，会畜医，比较上进而且脑瓜子也不错，或许这是大姐愿意嫁到偏远地方的原因了。结婚的头几年，他们承包了村上一口六七亩地大的山塘养鱼，等鱼渐渐长大之后，每天要好吃光几担的草，于是大姐只有一整天到处割草，然后挑过去喂鱼，不管天晴下雨也不管是否有病在身，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尤其是到了夏收夏种的时候，不仅要忙割鱼草，还得顾田里的活，那种滋味实在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到十月份卖鱼的时候整个人都要瘦上十几二十斤。这种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不过一年下来可以收入七八千块，在当地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那些村干部眼红，将承包费大大增加，于是再养鱼也就不划算了，大姐和姐夫也只有另想法子。先是打算种香菇，于是从山上砍了一大堆枫树扛回去，凿了眼，放进香菇引子，却因为买的是劣质引子而使得这些费尽千辛万苦弄回来的枫树成了废物，我春节到她家去的时候，在一大堆枫树里我们找了半天才找了几个很小的香菇出来。后来养了上百只鸭子，这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离市场远，价格也不好，于是只能卖一部分，而留下一部分下蛋，但接下来卖鸭蛋也是一个麻烦事，那时候姐和姐夫每逢墟日都载满满一两筐鸭蛋到集市上去卖，一直过了好几年这些鸭子和鸭蛋才处理掉。除此之外，大姐还得操持一个家，除了种菜做家务，还得经常象我母亲一样上山割柴，下地摘草喂兔子，总之为了生活什么都得干，这几年一年比一年辛劳，然而收入却一年一年减少，日子也一年不如一年，生活的压力也就一年比一年大了。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聪明伶俐，大姐和姐夫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不过面对他们一年年狂飙的学费，除了迷惘与无助又还能怎样？
二姐出嫁的时候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读高二，二姐怕影响我的学习而没让家人告诉我，因此我是月末回家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看着姐一切依旧而人已不在的房间，我心里只感到说不出的酸楚，这不仅是因为二姐曾背着我长大，并且还救我一命，更因为，我们姐弟四人中二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为密切。我读初三那年曾因为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膝盖被擦去一大块肉，当时就可见白色的膝盖骨。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后，二姐用自行车载我到镇医院去。我先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当二姐上了车之后，由于不习惯这种搭人方式，于是车把在晃了两下后就连人带车翻到了旁边一米多深的沟了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