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 作者:十年砍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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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小到还没学会走路，小到还是大人的玩具、累赘、幸福的时候，骑在他们的肩上，就开始去异地旅行。在不停袭来的慵困的间隙，偶尔会睁开眼睛，聚光于远近的草丛、树木、房屋、河流，也许那些事物并没有进入记忆，也没有激起兴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踏上了旅程。
亘古的河流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永远地睡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承受。 在真正的长途旅行到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乡村少年，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要依靠的是瘦瘦的脚板，再复杂和高级一点，则是自行车。有赖于此类工具，我完成了对异地的最初的勘探：散布于四乡八邻的亲戚所在的村庄，更远一些的学校，还有我们小小的县城。它们自然分布在我的旅程中，并得到不断重复和循环，像血液一般围绕着我的生活。
19岁以前，我的旅程是自足的，所踏入的空间地域不过方圆百里，往往是这样，从村庄出发，重复着同样的河流、山川以及矮矮的谷地。但在19岁以后，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有关另一种旅程的风景悄悄拉开了帷幕。
1992年，我独自踏上这一新鲜而又漫长的旅程。说是漫长，其实有点夸张，大学所在的城市位于家乡的北部，相距也只有千里。当时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外，只有火车了。听别人说，坐汽车慢，需要10个小时，而且，本县还没有直通车，权衡之下，还是坐火车经济实惠。但是坐火车也需先搭乘汽车，经过4个小时的路程后再去换乘，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的后来才有所体会。
在我们家乡，每当说到坐火车的时候，皆会使用“挤火车”这个词语，如果你使用了“坐”这个词，很多人都会匪夷所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其中微妙的含义，等到后来经验增多，才最终明白“挤”的完整寓意。像我这样去异地求学的乡村少年，像他们那些以农民身份去异地打工的庞大一族，或者以普通旅客身份去外地的人们，几乎都要依靠“挤”才能攀爬到其实早已从贵族化身份阵营中退却下来的火车车厢内。
求学过程中的返乡，以及工作之后与故地的来去相往，都和坚硬的火车车厢紧贴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挤过的火车虽然有数，但其中的经验却是无数，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它们叠加在一起，成为胸中的块垒。
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使用过火车的卧铺车厢，即使在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它在我的现实中依然是遥远的天堂。有几次公派外地出差，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但还是被我主动放弃了。整整四年求学期间，“卧铺”的概念始终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展开，直到我工作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与这个词的遭遇，才触摸到火车这一熟悉事物身体之上延展出的另一种陌生，我有点莫名，也有点刺痛。
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一钢铁大物是在信阳车站，时间是1992年的9月。当时的感觉茫然异常，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听着由远而近的尖锐的汽笛、咔嗒作响的铁轨，然后就是它呼啸而来的身影。一个少年在钢铁长龙面前的手足无措，这是个极佳的艺术构思，但在现实中，它却一闪而过，像是蜻蜓的翅膀扇起的一波水纹。而怎样挤上去的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些锋利的声音还残存在意识里。虽然是第一次与其见面，我想到的很少，欣赏到的则更少，在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我所想的和所做的，惟有怎样挤上去这一问题。
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将无知的岁月走过。对于我来说，整个四年，都被无知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覆盖，其中的痴狂，又使这种岁月有了更大的曲折。四年中，当我在火车上，在狭窄的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拼接地带，在各种身体味道混合而成的空气里，我所注意的只有我的同学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妙龄女子，我的想象和车厢内人们的普遍表情一样，是逼仄的，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我虽然挤了四年的火车，但我还是不能够认识它，其中包括不知道卧铺的存在。
四年中间，在我们的旅程中，能够选择的只有两趟火车，分别是青岛—武昌、徐州—武汉的双向来回，横跨陇海线与京广线，皆是普快，草绿色的车皮，挂着一长列的普通车厢。一般而言，上车的过程都附带着大汗淋漓，更多时候是被后面的疯狂人群间接地推上车的，偶尔也会和其他同伴一道从车窗里钻进去，等到刚刚站定，便能闻见火车又一次的汽笛声。许多次我都以为自己根本上不了车，而结果总是鬼使神差，像是希区柯克侦探小说的结尾，所有的惊魂都将尘埃落定。于是，在无端的庆幸中开始寻找落脚点，除了座椅下方，四年的经历覆盖了车厢所能站立的一切地方。
迈过了那个四年之后，如今的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中国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双手，一一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运用了。姑娘们在爬车窗的时候，并不在乎她们的裙子是否高高卷起；先登上车门的小伙子则站在入口处大声叫着同伴的名字，伸出长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包裹，而下面人群的叫骂声如潮水般起伏。一个人离去了，另一个人接着占据紧要路口，重复同样的戏剧；某个不大的孩子开始啼哭，但很快被淹没；小偷则乘机在人群中出没，这要等到上车之后丢失钱包之人的惊呼后才得以证实；至于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抱着双手立在远处，神情淡漠，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理解底层中国的一群，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皆被他们放过了，他们的目光高不过车皮。挤火车的间隙，上午或者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着崩溃，不远处的风和阳光，以及遥远的天空成为真实的虚构。当这短暂的一段成为过去，车厢内则是另外世界的构成，女人开始成为女人，男人开始成为男人，民工，学生，工人，布尔乔亚，这些身份也开始回归，慌张终于结束。在不同的车站，一些陌生的人下去了，另一群陌生的人填补上来，而他们的经历，则成为观看的内容，夹杂着复杂的滋味，人们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对于车厢来说，形式虽有些变更，却不影响照旧的内容。 和19岁以前一样，19岁以后的旅程以及旅程中的故事不断地重复，这些经验生长在我的哀愁中，帮助我认识和了解外在的世界，它是我生命中的水分，虽然不够纯净，却依然能够滋养我的精神。
大学生支农日记
没买到上午发车的火车票只得又返回学校，吃完中饭我首先想到的是家里。今天是国庆节，虽然农村感觉不到这种气氛，但总感觉到要说点什么，电话重拨几次无人接，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我担心家里又出事了，像暑假那样我不得不立即赶回去，带着恐怖和害怕，但愿这不要影响这次调查。带着忧虑和不安，我渐渐睡着了。
醒来第一件事依然是拨打家里的电话，依旧没人接听，我由不安变为害怕，甚至在想着可能即刻之间要退掉去十堰的票而踏上回家的火车。还好邻居的电话通了，奶奶（按辈分叫）接听了电话，她已是80多岁的人，要是城里人应该儿孙满堂安享晚年，可她还不得不帮助做许多的家务。去年她的大儿媳患肝炎去世，而今天她又几乎以一种要哭的语气向我这个孙辈讲述她的二儿子今年中秋节的以泪洗面：因为他的女儿刚花去近万元治好一场大病，他的孙子却因为骨折现在又在九江治病，在此之前他的孙子出生时患了先天性的什么疾病已花去上万元。他本来是条好汉子，也是种田能手，而这几年他整个人完全瘦下来了，头发也夹杂白发了。而奶奶曾经从20多岁开始做寡妇，把3个儿子拉扯大，而现在80多岁了，子孙却仍是这样，她也只能是抱怨“运气不好”，“时运不济”。听完她的倾诉，我的心情很沉重，可我也只能习惯性地安慰她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沉重过后我也在反思，我的家里又何尝不是如此。父母因为大姐的不幸而不知流过多少泪，而为三姐又不知受了多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作为在外的儿子，我却不能为家里做点什么，我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害怕。这次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我却不想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我一心学习、天天向上，我更怕他们担心我的安全，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声：我在学校一切都好。
临近黄昏我上了火车，夕阳的余辉照耀在田野里，使我不禁浮出了一丝想家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奔向与我故乡一样贫穷、落后的农村。天色渐暗，这个时候应该是收工的时候了，扛着锄头，牵着老黄牛，这是心中最原始的记忆。 …… 火车渐渐远去，我的思绪也渐渐散开，想着协会的事情，想着农村的问题，窗外漆黑的夜色中时不时闪现几点昏暗的灯光，显出一种别样的景致。我总在想：中国农村这么大，城市不过是连接在公路这边和那边的一个点，可为什么社会的主流却永远是城市？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可贴近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的杂志、报纸、电视为什么少之又少？“十？一”到了，对城里人来说是一个黄金周，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杂志铺天盖地的旅游、休假和娱乐，可谁知道农村这时候还正处于最忙的收割季节呢？谁会为农民提供这些咨询服务呢？365天农民又有多少假日呢？火车上很嘈杂。大多是出行旅游的城里人，但也有一些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总以一种怯弱和哀求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这个世界，这使我想起了今天在候车厅门口看到的一幕：大概是个打工妹，或者城里流浪者，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因为她没有出示票或者说是忘了叫与她同来的人出示她的票，就被门口验票（不是检票）的一把推出去碰在铁栅栏上。好像是含着泪水，好像是有点自责，她看都不敢看验票员一眼就走了。我不知道如果这位售票员这样对待一位城里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很气愤，也很无奈。难道就因为她弱小，难道就因为她是农村人，她就应该当众受此不平等待遇？
或许我见识太少，或许我还是个孩子，许多人都已麻木了，见怪不怪了，继续挤着，没有任何人投以同情的目光，不知这是我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无聊之中，我再次拿起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为明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见面作准备，二也希望在书中能为我这次急促的调查找到灵感。一下子我就完全投入书中，伤心处我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因为这也是我的家乡啊！愤恨处我真恨不得把那些贪官污吏统统杀掉。此书第一次看，我发现我更成熟更有深度了，或许是第一次从中找到了一种知己的感觉，一种与自己、自己家命运相同的共鸣，我也找到了建立农协这个灵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在我在更深刻地思考着：农村为什么贫穷？农村为什么落后？政策？生产力水平？农民自身素质？都是又都不是，带着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作这次社会调查。已经0点多了，明天还要与北师大的同学见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协会的初期建设等许多工作要做，这个记录也该结束，但无论如何我要坚持每日记录我这些真实的感想，也不枉此行。
0时36分，嘈杂的火车上我开始整理思绪，我不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这五天来的感受，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大学，又从城市返回农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几天来的走访、交谈、讨论让我学到了一辈子也学不到的东西，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在眼前浮现，许许多多知名与不知名的老乡、教师和孩子们，每次与他们交谈我都感觉到一颗颗真诚的心在跳动：为民主自治的新农村而鼓舞，为基层干部的腐败而气愤，为失学儿童的困难家境而伤心……我想总结点什么，要写点什么，所以我开始写这些东西。
谁来保护农村中弱势群体
我们调查是以房县桥上乡杜川村为主，该村地处神农架山区，共有农业人口797人，人均田地不足1。3亩，大多为旱地，只能种玉米、绞股蓝等耐旱作物，我们对该村比较困难的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对象之一：失学儿童家庭。
该村共有3名适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等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大多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辍学。我们第一个去的是袁武波家，他一家7口人，爷爷奶奶分开住（乡下叫分家），父母和他，有一个弟弟正在念小学3年级。他已经失学1年多了 ，念到6年级上学期就没有念了。从调查中发现他父亲是个哑巴，个子不高，母亲说话也口齿不清。去的第二户是徐双家，一家3口，除了妈妈还有个妹妹，爸爸在他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每天徐双去沙场做工挣些钱。第三家去了几次家里没人，从徐双口中得知这家也是寡妇。另外还有一家的孩子面临失学的危机，叫陈龙，他今年上初一，学费是好心的邻居帮他交的，他一人与聋了的奶奶一起过。 调查对象之二：村办福利院。
据说这个福利院是村里1990年建的，到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里面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里面共6人，其中2人勉强能煮饭，做一些较轻的农活，另外4人有跛子，有既瞎又聋的，有弱智痴呆的，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也都没有儿女。我们送去一些旧衣服，他们很高兴，他们说已经有几年没有人来看他们了。山区的晚上很冷，可有4个人连被子也没有，靠一些稻草、破棉絮破衣服来保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堆放了许多棺材，那是乡下最差的棺材，我想大概他们死之后就直接转到这里面然后抬出去。 调查对象之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
农村稍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外打工而留下了“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其中“99”是最让人关注的，他们大多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现在也同样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可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有儿女的靠儿女，而一旦生了什么大病就根本没有钱去承担城里人都难以承受的医药费，只有等死，这在乡下是非常普遍的事。有一位老人，70多岁，单身过，可他还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赋税，我们去的那天他还被拉去做义务工。另一个是竹山县的孙家成，82岁，全国劳模，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受毛主席的邀请柬去观礼台观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16年乡党委书记到80岁退休，国家几次提高老干部的工资待遇，可现在他连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他说他看不惯现在干部腐败的工作作风，多次去北京、武汉上访，为老百姓请命，却有好几次被抓进派出所审问。 调查对象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处山区，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大脖子”病患者，还有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残疾病人缩在一团艰难地行走，有的在乞讨。由于无法交谈（大多口齿不清或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