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 作者:十年砍柴-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募枘眩“驼秸０五笳牛淮ゼ捶ⅰＯ喾炊阅母龃遄铀掖蛩淼婪⒘瞬疲谐∩现砣庵碜械募鄹穸嗌偃粗赖们迩宄Ｋ侵漳甑纳钤谝源遄游残模皆膊坏绞咐锏南列】占淅铮绞焙苌俚礁兜牡胤剑钟惺裁葱巳とス匦哪欠缭票浠玫恼文兀克俏闹皇悄芄蒙睿量嘌纳蠛椭值淖谀苈舾龊眉矍Ｋ翘覆簧弦膊欢壑倒媛烧獬橄蟮睦砺郏皇前偎疾坏闷浣猓何裁醇改昵八奈蹇榍唤锏闹碜校缃窕共坏�3元。更不会因为价钱低而就不养，用乡亲的话说，“养猪是明摆着划不来，不养又能干什么呢？没有本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言语透着无奈。
村口的梧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岁月悄无声息地流淌，小村十多年来一直平静地生活，繁衍着，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往往有时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很快就被传的沸沸扬扬，村子不大任何丁点的声音都会很快传播，东家的牛吃了西家地里的菜，西家的狗咬死丁家的鸡，免不了一阵大吵但不就又重归于好，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能一辈子板着脸。如今一件大事又在村子里传开了，就是明家的孩子明年考大学，而且成绩不错，大家都盼着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呢。
乡亲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着日子，没有纷争。
乡亲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外面的世界改变着，悄然无声。
千里背尸还乡记
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本报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
上午10时，李绍为正在田里种油菜，村民李灵伟的老婆一路小跑来了，“快去我家接电话，找你的呀。”电话是三塘镇封其平打来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电缆沟，轻轻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块钱，包吃住，还包车费呢。”
封其平是一个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绍为一听当时就心动了，“这个工待遇很好啊。”
“我去我去。”李绍为连声答应。
11月份离过年还有3个月，正是出门打工的季节，尽管今年61岁了，但李绍为一餐能吃6两米，两肩能扛200斤，出门打工是常事。放下电话，李绍为一溜烟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门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着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左家兵的老婆陆淑梅一听，也乐坏了，“那我赶紧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钟后，两人就拎着一个旅行包、一个黄色编织袋上路了，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袋里是两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车费，李绍为身上只带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从村里到镇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车要5元／人，两人都舍不得这钱，于是步行1个小时，再搭镇上1元／人的中巴车，赶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大树下等了20多分钟，封其平和另一个包工头谭跃兵带着14个人过来了。
“当时总觉得心里跳跳的，”李绍为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来没去过福建，太远了，又带着老左，这个责任大哦。” 在李绍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车票买回来了，从衡阳到广州的硬座，44元一张，到广州之后，转乘汽车至福建漳州，再转车到龙岩市。
在衡阳火车站候车时，他们碰到了几个去广州的打工仔，听说李绍为他们去福建挖电缆沟，那几人摇头，“我们干过的，那个活不好，还拿不到钱。”这话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李绍为准备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饭都吃了，票都买了，怎么又不想去？莫听他们的杂言杂语，没有六七十块，我也保证一天有四五十块钱。”封其平还把那几个“散布谣言”的打工仔凶了一顿。
李绍为后来一直后悔，当时如果坚决一点，甚至咬咬牙把车费赔给包工头，就没有了后来的这场祸事，但当时想想，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乡，应该不至于上当受骗。 但一到达工地李绍为就开始后悔了：“第一锄头挖下去，哇，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我就知道上当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候也变了，“来之前说3元／米，深度不管，现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头挖50公分深。”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开挖，结果十多个小时下来，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肿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这个活没法干了，”当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决定派老郑去和包工头谈判，“要么涨工资，要么我们都回家算了。” 协商的结果，包工头只愿将价格涨到3。5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这时候，另一 批19人的民工队伍也到达工地，施工队伍达到30多人，但从当天起，陆续有人离开，过了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和买洗漱用品等开支，现在只剩40多元。大约7天后，工地上已经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没有路费的，当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闷闷不乐，李绍为越想越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
祸起元旦
就在李绍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谭跃兵和刘国兵这三个包工头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来看，这场争执决定了李绍为他们后来的命运。从工友们获知的情况来看，当天晚上，封其平与谭跃兵租来了两辆车，准备将剩下的人带回湖南，但这一动议遭到了刘国兵的强烈反对。事实上，他们三人都只是小包工头，在他们之上是一个名叫江宣伟的大包工头，如果小包工头不能组织人马，完成自己领下的工程任务，则大包工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程费。刘国兵不想亏本，他组织19个人来，现已全部走掉，车费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几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亏为盈”的惟一办法。 三个小包工头是如何谈判，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与谭跃兵当晚悄然离去，他们带来的人，被转手给了刘国兵，次日早上，刘国兵即宣布由他总负责，李绍为等9人跟着他干工程。
工程队被刘国兵带到了盘山公路的另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骨头”工程，上一个施工队挖到一半，实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现在刘国兵接手。住宿地也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废弃土屋里，记者1月9日前往调查时看到，这栋两层的土砖屋，墙体到处是手指粗的裂缝，木板楼梯一踩上去，感觉整个楼板都在摇晃。整个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民工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只有两张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户用编织袋和废纸箱钉住挡风，地上到处是抽到只剩烟蒂的烟屁股，还有四五个3元一瓶的“灵芝养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两副扑克牌，码得整整齐齐。
李绍为他们每天可以领到10元钱的生活费，早上8时开工，傍晚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程进展缓慢，日子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队改善生活，特意买了鱼，打了五斤散装的白酒，给民工们过节。左家兵平时沉默寡言，惟独喜好这杯中之物，当天自是开怀畅饮。“我估计他喝了三两左右。”李绍为后来回忆。次日元旦，山沟里寒冷刺骨，早上开饭时，左家兵拎过昨晚的残酒，又喝了二三两。
8时20分，大包工头江宣伟开着吉普车来了，一见民工们都窝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伟顿时叉手在外面骂起来，“过节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们都被江宣伟带上吉普车，然后开车前往工地，下车时，大伙突然发现左家兵不对劲：左脚不能动，右腿直抖，话都讲不出了，江宣伟一见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打120。 不到30分钟，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当即给病人插了氧气，随即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医院接诊的是神经外科主任陈元庆，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送来时已经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初步诊断是脑溢血。”
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压史，但一直没钱好好治疗。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许，随救护车同来的刘国兵到医院交了100元钱，过来招呼李绍为赶紧走，“还要去买菜，这里不用管了，有护士呢。”
吃完中午饭，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头回来了，带来了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刘国兵随即召集工程队开会，并提出派4个人到医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回湖南。
“我出钱，你出力，”他指着李绍为说，“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的表亲，你负责背尸体。” 下午到达医院，已是6时了，主治医师祁小龙告诉刘国兵等人，脑疝已经形成，手术的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交钱，并催促他们尽快办理入院手续。刘国兵等人提出放弃治疗，此时，李绍为还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状况，他注意到“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
祁小龙这时觉得挺为难，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治疗出院必须亲属签字，李绍为只是他的表兄，有没有签字的权利呢？”
经过请示，祁小龙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此时左家兵的治疗费一共1585元，须交钱后，才能出院。祁小龙当时估计，拔去了氧气管，停止治疗后，左家兵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返回2号病房时，却大吃一惊——左家兵不见了。
千里背尸
从医院逃跑是早有预谋的。事先，刘国兵已经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作了分工：他负责在前面引路，谢田拿行李，何三毛则协助李绍为背左家兵。
他们避开电梯，从4楼住院部一路走楼梯，然后绕到后门，出住院部铁门，上一个30度的斜坡，穿入医院家属区，再出一个铁门，就算是“安全”了。
李绍为刚背上左家兵时，还能感觉得身体有体温，没有发硬。一路小跑出来，行程约700多米，累得李绍为大汗淋漓。刘国兵叫来的三轮摩托已经等在路边，几人直奔火车站，买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车，一直等到检票进站时，才用被子裹着左家兵，还撒了些白酒，伪装成醉汉登车。幸好车上人很少，李绍为将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紧，伸手一摸，身体已经渐渐冷了。
“昨天还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绍为这时既担心尸体被发现，又伤心好朋友突然病死，还想着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时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体旁，一边抹眼泪， 一边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时，李绍为等人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将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站台，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几个淖乡坐在一起，依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时许，一行人到达广州火车站，运尸队伍开始遇到“麻烦”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5张火车票。李绍为等人发现火车站东侧有条通道可以上站台，而且不用检票，于是拖着行李背着尸体，准备从那里进站，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
折腾到下午3时左右，李绍为等人发现，继续搭乘火车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办法，准备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刘淌兵出外寻找装尸体的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人，则买来几个编织袋，准备在路边包扎左的尸体。两人正在忙活的时候，巡警刚好经过，发现两人举动异常，立刻上前盘问。 “这是什么来的？” “是个人。”李绍为一见是警察，也慌了。
“那是活人还是死人？”
“是死人，脑溢血死的……”
背尸行动就此败露，这位巡警当即通知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向警方证实，左家兵已经身亡。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广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围观。李绍为站在尸体旁，手足无措，他后来告诉记者：我当时想“完了完了，事情闹大了”。 警察随后将4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得知事情原委，并通过电话与龙岩市第一医院核实后，一位警官又气又恼地骂李绍为：“你真是干蠢事啊。”
基层社会与现代精神
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喊得震天响。文人墨客，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你见有人到矿井底下找的吗？
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是他自己并无亲身体验的下层。在他笔下，阿Q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道德、没有自尊甚至体会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动物存在。其实，动物对痛苦也是很敏感的。我去超级市场的龙虾柜台前，看到售货员一打开水缸的盖子，那些龙虾就惊恐地缩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Q真会像鲁迅描绘得那样在被斩首前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死之恐怖吗？显然不会。
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使他们和过去的王公贵族、士大夫、武士平起平坐。美国的建国之父杰佛逊，说欧洲的国王没有一个在美国能比得上一个小教区的行政长官，一钱不值。他认为自耕农的道德和价值，才是国家的精神基石。就连一向以精英主义著称的日本，也要通过挖掘小民百姓的精神价值来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如今一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开始鼓吹读经，以为这样我们的文化就得救了。其实，真要复兴中国文化，背那些一知半解的古书是没有用的。而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的遗体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我们的传统派中，有跑断了腿来调查这样的民俗、保存和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吗？当然不会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在那些读经派眼里，几千年圣贤就那么几个，就那么几本书，李绍为岂足挂齿？在我们的士大夫文化中，哪里还有下层社会的虔卑？
不管是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产的“现代思想”，从来没有清算过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的一些人才可能把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视为二等公民，至今还对之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