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盛宴_林语堂-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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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 energy or nervous energy）之流。这些东西本身没有所谓好坏，只是一些和典型的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东西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志向和良知；他们有性欲、饥饿、恐惧、愤怒，同时受疾病、疼痛、痛苦和死亡所支配。所谓文化，便是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有着和谐的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我们如果和这种天赋的人类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便可以和天地平等同列。然而，佛教对于人类肉体情欲的观念，则根本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相同——这些情欲是必须弃掉的讨厌的东西。太慧聪，或思想太多的男女有时会接受这个观念，因而变成和尚与尼姑；可是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的意识是反对这种行为的。同时，佛教的观念也有点道教的意味，认为美貌多才而命运乖舛的女郎是“被谪下凡的仙女”，她们是因为有了尘世的思念，或在天上失职，才被罚入尘世来受命运注定的人类痛苦的。
人类的智能是被视为一种储力之流的。这种智能便是我们所谓“精神”，“精”这个字的意义和我们讲到狐狸精、石精、松精时的那个“精”字相同。我在上头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近似的词字是“vitality”或“nervous ener－gy”，这种东西在一天中不同的时候，在人生不同的时候，是象潮水那样地涨落不定的。每个人生下来便具有一些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东西在幼年、少年、壮年、老年、死亡各时期中，依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转。孔子曰：“少，戒之在斗；及其壮，戒之在色；及其老，戒之在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少年好斗争，壮年爱女人，老年嗜金钱。面对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的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的态度，和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态度一样，可以归纳于“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这就是一种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态度。人类好象是介于天地之间，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于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情欲之间。这样被夹在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知识和渴求清水，喜爱一个良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盘精美的笋炒肉，向慕一句美丽的词语和向慕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的世间免不了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把人类的社会改良一番，这种机会当然也是有的，可是中国人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快乐。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种观念。有一个人将由地狱投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尘世去做人，你须答应我的条件，我才情愿去。”“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道。那个人回答道：“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要我的家宅的四周有一万亩田地，有鱼池，有各种的果实；我要一个美丽的妻，和一些妖艳的妾，我要她们待我都很好；我要满屋金珠，满仓五谷，满箱银钱，而我自己则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世间有这种人可做，我便自己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所谓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我们既然得到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做人吧。况且，要逃避这个命运反正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原本是好是坏，空口讨论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么？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受它们束缚的危险。就停留在道路的中间吧。这种合理近情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任何错误和谬行，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或政治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而获得宽恕，至少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依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是抱这种态度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天或上帝本身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家伙，认为如果你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照你的良知而行动，你就不必惧怕什么东西，认为良心的平安是最大的天恩，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的人连鬼怪也不必惧怕。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管理一些合理近情者和一些不合理近情者的事务时，世界便没有什么不妥当不顺利的事情了。专制者死亡了；卖国者自杀了；唯利是图者出卖他的财产了；有权势，拥巨资的古董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费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物变卖了，这些古董现在是散藏在其他的家族里了；杀人的凶犯被捕伏法了，被侮辱的女人得到报仇的机会了。有时（可是这种时候不很多），一个被压迫的人会喊着说：“老天爷没有眼睛！”（正义不伸）最后，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这种哲学的结论和最高的理想是对自然的完全理解，及与自然的和谐；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称这种哲学做“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一种兽性的满足，在世界上生活下去了。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我们另外还能做什么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哲学。人生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是被搁置在一边了。因为这正是一个牵着孙儿的手到店里去买糖果，一面在想五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或祖先那里去的中国祖父的感情。我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便是不至于养下一些贻羞家门的子孙来。中国人的人生的整个类型是依照这一个观念组织起来的。
灵与肉
哲学家所不愿承认的一桩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说教者因为看见我们人类的缺憾，以及野蛮的本能和冲动，看得厌倦了，所以有时希望我们生得跟天使一样，然而我们完全想象不出天使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不是以为天使也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肉体和形状——除了多生一对翅膀——就是以为他们没有肉体。关于天使的形状，一般的观念依旧以为是和人类一样的肉体，另外多了一对翅膀：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我有时觉得有肉体和五官，纵使对于天使，也是有利的。如果我是天使的话，我愿有少女的容貌，可是我如果没有皮肤，怎样能得到少女般妩媚的容貌呢？我将依旧喜欢喝一杯茄汁或冰橘汁，可是我如果没有渴的感觉，怎样能享受冰橘汁呢？而且，当我不能感觉饥饿的时候，我怎样能享受食物呢？一个天使如果没有颜料，怎样能够绘画？如果听不到声音，怎样能够唱歌？如果没有鼻子，怎样能够嗅到清晨的新鲜空气？如果他的皮肤不会发痒，他怎样能够享受搔痒时那种无上的满足？这在享受快乐的能力上，该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应该有肉体，而且我们一切肉体上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完全没有满足。一切满足都是由欲望而来的。
我有时觉得，鬼魂或天使没有肉体，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条清冽的流水，而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愉快的冷感，看见一碟北平或琅岛（long island——美国地名）的鸭而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味道，看见烤饼而没有牙齿可以咀嚼它，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可爱的脸孔，而对他们没有情感可以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鬼魂有一天回到这世间来，静悄悄地溜进我们的孩子的卧室，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而我们没有手可以抚扪他，没有臂膀可以拥抱他，没有胸部可以感觉他的身体的温暖，面颊和肩膀之间没有一个圆圆的弯凹处，使他可以紧挨着，没有耳朵可以听他的声音，我们是会觉得多么悲哀啊。
如果有人为“天使无肉体论”而辩护的话，他的理由一定是极端模糊而不充分的。他也许会说：“啊，不错，可是在神灵的世界里，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满足。”“可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这种满足呢？”回答是完全的沉默；或许是：“空虚——和平——宁静。”“你在这种情境里可以得到什么呢？”“没有劳作，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我承认这么一个天堂对于船役囚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消极的理想和快乐观念是太近于佛教了，其来源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是亚洲（在这里是指小亚细亚）。
这种理论必然是无益的，可是我至少可以指出没有“感觉的神灵”的观念是十分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宇宙本身也是一个有感觉的东西。神灵的一个特性也许是动作，而不是静止，而没有肉体的天使的快乐，也许是象以每秒钟二万或三万周的速率旋转于阳核的阳电子那样地旋转着。天使在这里也许得到了莫大的快乐，比在游乐场中乘游览名胜的小火车更为有趣。这里一定有一种感觉。或许那个没有肉体的天使会象光线或宇宙光线那样，在以太的波浪中，以每秒钟１８３０００哩的速率，绕着曲线形的空间而发射吧。一定还有精神上的颜料使天使可以绘画，以享受某种创造的形式；一定还有以太的波动，给天使当做音调、声音和颜色来感受；一定还有以太的微风去吹拂天使的脸颊。如果不然，神灵本身便会象污水塘里的水一样地停滞起来，或象人在一个没有一点新鲜空气的闷热的夏午所感觉到的一样。世间如果还有人生的话，就依然必须有动作和情感（无论是什么一种形式）；
而一定不是完全的休止和无感觉的状态。
发现自己：庄子
在现代生活中，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家伙，如果这么一个家伙真的存在着的话。“哲学家”已经仅仅变成一个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词了。任何一个莫名其妙，深奥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任何一个不关心目前状况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这种意义中却含着相当的真理。当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里使丑角达士东（touclistone）说“牧羊人，你也懂得一点哲学吧”时，他是用后者这种意义的。由这种意义说来，哲学不过是对事物或一般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一个人如果不愿承认现实的全貌的表面价值，或如果不愿相信报纸上所刊载的每一句话，他多少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不愿被欺骗的人。
哲学始终含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观察人生，象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生硬的现实的琐事已经软化了一些，使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意义。至少中国艺术家或哲学家是这样想的。所以，哲学家是和那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相反；彻底现实主义者为俗务所缠，碌碌终日，相信他的成功和失败，赢利和损失是绝对的，真实的。这么一种人是没有救药的，因为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因为他根本是空洞无物的。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的有意的谐语之中，这是我所发现的一句。
我打算在这一章中介绍中国哲学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念。这些哲学家的意见越是参差，便也越是一致——他们都认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勇气，才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的和平观念，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动和静的冲突结果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见解，对于一个很不完美的地上天堂感到满足。这种观念造成了一个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终于在陶渊明——据我看来，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最和谐的性格——的生活上形成的一种典型。
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
我们是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答复的。可是我们都承认在我们日常活动中那么忙碌的自我，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田野里跑来跑去在寻找东西时，智者可以弄出一个难题给一切旁观者去解答：那个人失掉了什么东西呢？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支钻石胸针；其他的人则作其他的猜测。智者委实也不知道那个人在寻找什么东西；可是当大家都猜不中的时候，他会对大家说：“我告诉你们吧。他失掉了一些气息了。”（lost some－breath——即“上气不接下气”之意）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话是对的。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象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那样，为了要捕捉一只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而忘掉自身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
见利而忘其真。
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
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啐之。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俗。’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戳。吾所以不庭也。”
庄子是老子的得意门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一样，两人的生存年月和他们的老师隔离差不多一百年。庄子和孟子同时，老子大约和孔子同时。可是孟子和庄子一样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并取回已经失掉了的东西——据孟子的见解，这里所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这位哲学家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的生活，对于人类天生的赤子之心的影响，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