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盛宴_林语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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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生物学的意识比男人更深刻，所以她是知道这一点的。中国的一切少女在下意识里都在梦想着那件结婚时所穿的红衣和那顶花轿，一切西洋少女也在梦想着那条结婚时罩在头上的薄纱，和举行婚礼时的钟声。大自然赋给女人的母性本能是太强烈了，人造的文化是不能轻易加以破坏的。我相信大自然在创造女人时，是使做母亲的功能比做伴侣的功能更为重要的，大自然赋给她一些比较适合于做母亲的智能特质和道德特质，使这些特质在母性的本能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统一——现实的感觉，判断力，对琐碎细事的容忍，对弱小无力的东西的爱怜，照顾他人的欲望，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个人的偏见和情感上的偏见，以及一种对周遭事物的个人见解。所以，当一种哲学脱离了大自然的观念，忽略了这种代表女人的主要特质和生存中心意义的母性本能，而想使女人快活的时候，这种哲学是走上迷路了。一切女人，无论是未受教育者，或受过健全教育者，其母性的本能是永远不会受压制的，这种本能在儿童时代就表现出来，由青春到成熟的时期更是越来越强烈的；在另一方面，男人对于父性的本能，大抵总要到三十岁以后，或到他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或女儿时，才意识到。我想二十五岁的男人是不会想到他做父亲这么一回事的。他只是爱上一个女人，偶然生了一个孩子，把这些事情忘得干净，而同时他的妻子的思虑却完全给这个孩子占据了去；后来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感到他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可以带到市场去给朋友们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父亲了，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男人想到他们做父亲这件事时，很少不觉得可笑的，除了这可笑的感觉之外，他们是不大去想这种事情的；在另一方面，生产或怀孕在女人的生活上也许是最严重的事情，结果将改变她的整个生命，改变她的性格和习惯。当一个女人怀了孕的时候，世界在她看来是变了样子了。从此以后，她对于自己的人生使命或生存意义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了。人生需要她。于是她实行她的功能了。我看见过一个娇生惯养的中国富家独生女，在她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为了看护孩子，弄得废寝忘餐，其英勇的样子真是罕见。在大自然的计划中，这一类的父性本能是不需要的，而且是不存在的，因为男人和雄鸭或雄鹅一样，除了供给了雄性的遗传因子之外，对他的后嗣是不大关心的。所以，当这种生存的中心动力没有表现出来，不能发生作用时，女人在心理上受苦最深。只看美国文化让那么多优秀的女人不结婚（不是女人自己有什么缺点），美国文化对女人的爱护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相信美国婚姻上的不协调，大抵是由于女人的母性本能和男人的父性本能不能融合所致。所谓美国青年的“情感不成熟”（emotional immaturity），除了这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外，真找不到其他的解释；因为那些男人都是在一种养尊处优的社会制度中生长起来，缺乏那种女人更强烈的母性本能所产生的负责任的思想。如果大自然在女人生理上预备做母亲时，不赋给她们充分稳健持重的性格，那可就糟糕了；所以大自然把这种性格赋给女人了。穷人的子弟受了困苦的环境所锻炼，产生了负责任的思想，这么一来，在一个崇拜青年、纵容青年的国度里，只留下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之下，变成情感上和社会上毫无能力的人。归根结底说来，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度着快乐的生活呢？”一个人如果在外表生活的肤浅造诣之外，其性格的较深的泉源没有接触到，没有找到一个正常的出路，那么，他或她的生活是不能得到快乐的。独身生活大都被视为“个人事业”的理想；这种理想不但有个人主义的色彩，而且也有一种愚蠢的唯智主义的色彩；以后者这种色彩而言，独身生活是应该排斥的。对于那些决意做独身者的男女，那些自愿做无用的唯智主义者的独身男女，我始终认为他们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外表事业，相信他们能够拿一样相当的东西去替代家庭生活，而获得人生的快乐，或能够发现一种智能上、美术上或专门职业上的趣味，而获得深刻的满足。
我否认这一点。这么一个抱个人主义的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企图在“事业”和个人造诣上面以及反对虐待动物方面找到一个代替物，以实现丰富而满足的生活，在我看来，始终有点愚蠢，有点滑稽。老处女因为看见老虎的背后有鞭痕，便要控告马戏班的经理虐待动物：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上的征候。她们的抗议似乎是发源于一种误用了的母性本能，把这种本能用错了地方，以别类的动物为对象，好象猛虎真把人家几下鞭击当做一回事似的。这些女人是在糊里糊涂地暗中摸索着，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位，竭力要找出一些使自己和别人都觉得动听的理由。
一个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艺术上完成了伟业，其报酬只不过是智能上几声轻微的欢笑而已，可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孩子长成起来，其报酬是极真实的，不是言语所可以表达的。有几个作家和艺术家在年老的时候，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又有几个把这些成就当做消遣的产物以外的东西。当做生计之工具以外的东西？据说斯宾塞在逝世的前几天，把他所作的十八卷《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losophy”）置在膝上，感觉到这些著作的冰冷的重量，在这时候，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觉得如果他有一个孙儿，岂不更好。聪明的伊里亚（elia即charles lamb之笔名）不愿把他的全部小品文去换取他的一个“梦中孩子”（dream children）吗？人类有了白糖代替物，牛油代替物，和棉花代替物，已经够糟糕了，现在还得要有孩子代替物，真是倒霉！我相信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使世界上那么多的人类获得幸福，心里一定感觉到一种道德上和美感上的满足。同时，我也相信这么一种道德上或美感上的满足是极其轻微，极其薄弱的；很容易因击错了一记高尔夫球而消失了去，而使他得到真正的、永久的满足的倒是小洛克斐勒。
由另一方面看起来，快乐大抵是找到一个人的终身事业的问题，是找到一个人所喜爱的工作的问题。我怀疑从事一种专门职业的男女，是否有百分之九十确已找到了他们心爱的工作。对于“我爱我的工作”这句夸耀的话，我想我们一定不可完全相信。一个人永远不说“我爱我的家庭”，因为这是视为当然的事情。一般的商人上他们的办公处去的时候，其心情是和生孩子的中国女人颇为相同的：大家都这样做，我还能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我爱我的工作”，大家都这样说，在管升降机的工人，电话女接线生，和牙医生那方面讲起来，这句话是骗人的；在编辑，地产经纪人，和股票掮客那方面讲起来，这句话是言过其实的。我想除了从事发现工作的南北极的探险家，或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之外，一个人如能喜欢自己的工作，觉得是性情所近的工作，那已是最大的奢望了，可是纵使我们承认“爱”之一词在这里也可以应用的话，一个人爱他的工作，还是不能跟母亲爱其子女相比拟的。许多人对于自己的真正职业发生怀疑，常常在改换职业，可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终身事业是毫无疑虑的，她的终身事业就是孩子的培养和教育。成功的政治家脱离了政治生活，成功的编辑放弃了杂志工作，成功的飞行家放弃了飞行生活，成功的拳斗家放弃了拳斗生活，成功的男女伶人摆脱了舞台生活，可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母亲可有放弃过母性的生活的！那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母亲有一种人家需要她的感觉；她已经找到了一个人生的地位，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她的地位，其信念是比希特勒必须拯救德国人的信念更深刻的。一个男人或女人知道他或她在世界上有确定的地位，是会感到满足的；除了这种满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或她得到更深更大的快乐呢？世间有运气找到所爱的工作，从事所爱的工作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可是觉得养育子女是最深刻最有兴趣的人生动力的父母，却有百分之百：这岂不是入情入理的话吗？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做母亲而不做建筑师，其找到真快乐的机会是更稳而且更大的，因为大自然是永远不会弄错的：这岂不是一句真话吗？结婚是女人的最好的职业：这岂不是一句真话吗？
我对于家庭，越讲越起劲，读这本书的女人一定早已料到这一着，开始有点气愤愤了，因为她们知道家庭的十字架终究是要女人去负担的了。这正是我的原意和理论。谁对女人比较怀着善意，尚有待事实的证明，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仅是女人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用社会的成就去衡量的，而是用个人生存的深度去衡量的。甚至由合适或胜任愉快的观点上说起来，我也相信对于工作真正能够胜任愉快的银行行长，是比对于做母亲的职务胜任愉快的女人更少的。我们有不合格的股长，不合格的商务经理，不合格的银行家，和不合格的主席，可是我们难得有不合格的母亲。所以女人是适合于做母亲的任务的，她们是有这种需要的，她们是知道这个事实的。我知道今日的美国女大学生已经放弃了女权主义的理想，而朝着合理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她们多数具有健全的人生观念，敢公然声称她们要结婚。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爱数学也爱化妆品的，是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让她们用她们的化妆品吧，如果她们还有馀力（孔子一定会这样说），让她们也弄弄数学吧。
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讲的是一般男女的一般理想。世界有杰出而能干的男人，也有杰出而能干的女人，他们的创造能力是世界真正进步的原因。我要求一般的女人把结婚当做理想的职业，要求她们去生孩子，或者也去洗碟子，同时，我也要求一般的男人把艺术忘掉，只要去做剪头发，擦皮鞋，捉窃贼，修补铁锅，或堂倌的工作，挣到家人所需要的面包好了。世间既然须有人生产孩子，养育孩子，在出麻疹时候看护他们，把他们造成良好而有智慧的公民，男人在生孩子方面既然是无能为力，对抱孩子及替孩子洗澡的工作又是那么笨手笨脚的，那么，我自然是希望女人去担任这种工作了。一般地比较起来，我不知道哪一样的工作是更高尚的——养孩子呢？做理发师呢？做擦皮鞋匠呢？抑是做百货公司的看门者呢？如果女人们的丈夫须在百货商店替陌生人开门，我真不知道她们对于洗碟子的工作还有什么可以埋怨的。过去是男人站在柜台后，现在女人争先恐后地跑去代替男人在柜台后的地位，而男人的工作倒是去开门了；如果女人们以为这是更高尚的工作，那么，社会是欢迎她们去做这种工作的。以生活的方法而言，没有什么工作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工作是卑鄙的。有些女人在公共场所保管男人的帽子，我不敢说这种工作一定比缝补丈夫的袜子更罗曼蒂的。保管帽子的女人和在家补袜子的女人，其间的异点是后者有一个男人可以同甘苦，而前者没有。当然，我们希望那个穿袜子的男人配享受那女人的劳力的结晶，可是如果我们定下一条原则，说他的袜子不值得她的缝补，那可就太过悲观了。男人并不是全部那么没有价值的。家庭生活包括着养育孩子这种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而一般人觉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据女人的时间，这种观念不能说是一种健全的社会态度；这种观念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这倒是值得注意的要点。
论性的吸引力
女人的权利和社会特权虽然已经增加了，可是我始终认为甚至在现代的美国，女人还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我希望我的印象是错误的，我希望在女人的权利增加了的时候，尊重闺秀之侠义并没有减少。因为一方面有尊重闺秀之侠义，或对女人有真正的尊敬；另一方面任女人去用钱，随意到什么地方去，担任行政的工作，并且享有选举权——这两样东西不一定是相辅而行的。据我（一个抱着旧世界的观念的旧世界公民）看来，有些东西是重要的，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美国女人在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那方面，是比旧世界的女人更前进的，可是在一切重要的东西这方面，所占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看不见什么现象可以证明美国人尊重闺秀之侠义比欧洲人更大。美国女人所拥有的真权力还是在她的传统的旧皇座——家庭的炉边——上产生出来的；她在这个皇座上是一位以服役为任务的快乐天使。我曾经看见过这种天使，可是只在私人家庭的神圣处所看见，在那里，一个女人在厨房中或客厅中走动着，成为一个奉献于家庭之爱的家庭中的真主妇。不知怎样，她是充满着光辉的，这种光辉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是不相称的。
这只是因为女人穿起薄纱的衣服比穿起办公外套妩媚可爱吗？抑只是我的幻想？女人在家如鱼得水，问题的要点便在这个事实上。如果我们让女人穿起办公外套来，男人便会当她们做同事，有批评她们的权利；可是如果我们让她们在每天七小时的办公时间中，有一小时可以穿起乔治绉纱或薄纱的衣服，飘飘然走动着，那么，男人一定会打消和她们竞争的念头，只坐在椅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女人做起刻板的公务时，是很容易循规蹈矩的，是比男人更优良的日常工作人员，可是一旦办公室的空气改变了，例如当办公室人员在婚礼的茶会席上见面时，你便会看见女人马上独立起来，她们或劝男同事或老板去剪一次头发，或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买一种去掉头垢的最佳药水。女人在办公室里说话很有礼貌，在办公室外说话却很有权威呢。
由男人的观点上坦白地说来——装模作样用另一种态度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我想在公共场所中，女人的出现是很能增加生活的吸引力和乐趣的，无论是在办公室里或在街上，男人的生活是比较有生气的；在办公室里，声音是更柔和的，色泽是更华丽的，书台是整洁的。同时，我想天赋的两性吸引力或两性吸引力的欲望一点也不曾改变过，而且在美国，男人是更幸福的，因为以注意性的诱惑一方面而言，美国女人是比（举例来说）中国女人更努力在取悦男人的。我的结论是：西洋的人太注意性的问题，而太不注意女人。
西洋女人在修饰头发方面，所花的功夫是和过去的中国女人差不多一样多的；她们对于打扮是比较公开的，是随时随地这样做的；她们对于食物的规定，运动，按摩，和读广告，是比较用心的，因为她们要保持身体的轮廓；她们躺在床上做腿部的运动是比较虔诚的，因为她们要使腰部变细；她们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在打扮脸孔，还在染发，在年纪那么大的中国女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她们用在洗涤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