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宝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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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局票一般只叫一人，但如果在一家妓院中叫两个妓女，也可以只写一张局票。如果所叫妓女正在别处出局或因病不能出局，妓院老板可以叫人去催，要求“转局”，或者另派一名妓女出局，称为“代局”。熟客叫局，并不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嫖客到了节下以出门为由赖账不给钱，称为“漂局账”。在当时的“嫖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倒面子的事情。
　　出堂差开头以唱为主，发展到后来，由于许多妓女唱得不好甚至根本不会唱，于是演变成以陪酒为主。与嫖客之间的距离，也不讲究“相距一尺”的规矩了。
　　“长三”本是骨牌中两个三点配成的六点长牌。长三堂子因早先以出局一次收费三元、留客过夜再收费三元而得名。后来改为出局每次一元，代办酒席每桌十元（用两张方桌拼接起来同时上两桌菜的，叫做“双台”，此外还有“双双台”，上双台不一定是客人多，而是为了摆阔），打牌每次抽头二元。长三堂子一般也自称为书寓，与真正书寓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根本就不理睬“书寓公所”的存在，也不履行任何“登记手续”，就堂而皇之的挂出了书寓的牌子。正因为长三堂子也自称是书寓，是从书寓演化发展而来的，所以这里的妓女继承书寓的传统，仍尊称为“先生”　　（因为她们还是“说书先生”）。名义上也标榜“卖艺不卖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不作兴一见面就上床而已。而且夜度资虽然明面上规定为三元，实际上要加上酒席、鸦片、点唱、赏钱等等费用，进一次长三堂子，没有三五十元，是应付不下来的。如果再加上“碰和”（即打麻将）输掉的钱和私下送给妓女买衣服、首饰的“讨好钱”，数目就很可观了。
　　长三堂子形成之初，朱素兰等人为了保持书寓的“崇高”地位，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一方面把长三堂子中既有姿色又善于弹唱的妓女挖到书寓去，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贬低长三堂子，把长三堂子说成是下等妓院。但是终于因为长三堂子里的妓女容易亲近，不像书寓中的“先生”那样摆架子，难于“真个销魂”。结果是长三堂子越来越兴旺发达，终于形成了取书寓而代之的定局。到了这时候，长三堂子又反过来向书寓挖墙脚，把书寓中的佼佼者吸收过来，以招徕嫖客，壮大自己的阵营。
　　如果说书寓多少还带有一些“书场”的形式，长三堂子则完全按妓院的“编制”组成，最高“领导人”是鸨母，下有男性的账房、茶房、杂役、厨师、轿夫和女性的跟局娘姨、跟局大姐、打底娘姨、打底大姐等；更高级的妓女，还有专门的梳头娘姨。长三堂子一般由老鸨独立经营，但也有妓女自己开张的。如果资金不足，可以和别的妓女合伙，甚至可以和娘姨合伙，形式跟股份公司相近。
　　长三堂子中的妓女，身份比较复杂，第一类最上等，是鸨母的亲闺女，比较自由，受虐待的时候比较少。第二类是有“自由身”的妓女，她们可能是自愿做妓女以此赚钱的，也可能是向鸨母赎身出来继续做生意的，她们与妓院老板的合作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借房间”，即向妓院租用一套房间，自带娘姨和小大姐儿，除了酒席委托妓院的厨师代办单独结算之外，每月付给妓院一定的月租，和今天的“租柜台”经营相似。这一类妓女还可以与所用的娘姨合作，即娘姨出一定的资金入股，称为“带档娘姨”，每月或节下按股金多少与妓女“拆账”也就是分红。另一种方式叫做“自混儿”，也就是妓女以自己的身子做本钱在妓院入伙，每月或节下直接与老板拆账。第三类叫做“搭班儿”，是“本家”送来入伙的妓女。本家可能是妓女的亲父母，也可能是花钱买来的“摇钱树”。搭班儿妓女本身不与鸨母发生经济上的来往，出卖色相皮肉的钱，都让“本家”给拿走了。第四类叫做“讨人”，是妓院老板花钱买来的女孩子，经过调教以后让她接客。
　　长三堂子的妓女，通称“倌人”，出处不详。又分为两大类：正式留客过夜以前叫做“清倌人”，清倌人第一次留客，叫做“开包”或“开宝”，比较隆重，一样披红挂彩拜天地，称为“点大蜡烛”，色艺较好的清倌人破身，除了高昂的“开包钱”，还要做几箱子四季衣服、满房间的家俱、床上的被褥衾枕以及金银翡翠的各种首饰，动辄好几千两银子。一般说来，长三堂子里的清倌人破身并不太早，一般也不弄虚作假（嫖客发现清倌人不是处女，要妓院包赔的），不像幺二堂子，一个清倌人开包以后，往往还要冒充处女，接连几次“开包”。清倌人破身以后，则称为“红倌人”，也称为“做大生意”，因为清倌人一般年级都比较小，“技艺”也不纯熟，属于“联系生”性质，出局价格比红倌人低。
　　早期的长三堂子，主要分布在四马路北边的东荟芳里和西荟芳里这两条胡同中，以后逐渐向三马路（近汉口路）和六马路（今北海路）发展。妓女总数：光绪初年约为二百多人，光绪十年（1884）约为三百多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达到四百多人。再过而是二年，据1918年年底的正式统计统计，上海的长三堂子中共有妓女1229人。如果以每一妓女配备娘姨一人、小大姐儿一人、轿夫一人、杂工一人计算，民国初年上海的长三堂子中共有“从业人员”六千名以上。
　　幺二堂子是上海的二流妓院，以最初（清同治年间）茶围收费一千文、出局一次收费二千文，数目与骨牌中的三点“小至尊”幺二相同而得名。这一类妓女虽然也应条子出局陪酒，但是居住地点、家俱设备和服装首饰都不如长三堂子，身价不如“长三”那么高，留宿也比较随便，颇受中下资产者的欢迎。开创初期生意还好，后期受到下等娼妓的竞争，生意逐渐萧条，不得不自动降低档次，开始接纳商店伙计和工厂工头之类。
　　幺二的地盘，最初在城北一带，租界繁荣以后，逐渐移到四马路萃秀里一带，每年的九、十月间，幺二堂子都要在门前搭菊花山，以此招徕嫖客。光绪二十年以后，幺二堂子日渐衰落，许多家妓院都挤在东棋盘街一带。那里的房子比较陈旧，有的是旧客栈略加装修，相当简陋。每天黄昏，华灯初上，是妓女吃晚饭的时间，也是堂子里上客的时间。客人一进门，“大茶壶”高喊一声“见客啦”，妓女们不管在干什么，凡是没有客人的，都得立刻到客堂去站班，让人家挑选。凡是嫖客嫖妓，都是憋足了精气神来的，不折腾到天明不罢休。幺二堂子的大房间，都是为客人准备的，没有接到客人的妓女，只能到狭窄的“集体宿舍”去过夜，有时候一张大铺上，要睡五六个人。生活和收入都比长三堂子低得多。据1918年统计，上海的幺二堂子中，一共有妓女五百多人。
　　野鸡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　）的上海城内，以后逐渐发展到城外。这是连妓院都没有的最下等的妓女，因为民间有“野鸡没窝儿，栖无定所”这样的说法，因此把这种没有妓院的妓女称为野鸡。她们一部分是被典卖或被拐卖的良家妇女，有的还只有十三四岁，没有人身自由可言；一部分是因天灾人祸流落他乡走投无路以后不得已而操皮肉生涯，虽然有人身自由，但已经没有丝毫用处。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为生活所迫而出卖色相的暗娼。她们一般都是晚间在马路上拉客。拉到客人以后，或住小旅馆，或到野鸡的住处将就一夜。野鸡出来拉客的时候，一般都有一个或两个“娘姨”跟着。野鸡的娘姨可与长三堂子里的娘姨不一样，她们的任务，第一是看住妓女不让她跑掉，第二是动手拉客。只要看见马路上有单身客人特别是外地来沪的客人，先是搭讪询问是不是愿意找个姑娘陪陪，如果不答应，就动手硬拉。
　　野鸡是上海娼妓中的末流，但是从业人员数量最大。据1918年统计，就已经达六千人。由于野鸡不像长三、幺二那样有固定而公开的住所，因此统计数字一定偏低。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野鸡数量极大，不算四马路上的，单是大世界门口两旁，一到晚上，凡是一老一少站在那里与路人搭讪，而年轻的一个又是浓妆艳抹的，都是野鸡，总数不下四五百之多。
　　“咸水妹”是专门接待外国水手的妓女，从业者多数是广东姑娘，地点在虹口一带。她们多少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收入比野鸡高，有的以“包月”的形式包给靠岸的外国水手，从外国人手中接来洋装、洋酒，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和爱好布置房间，俨然是外国水手的上海住家。
　　光绪中叶（1890年左右），上海滩出了个有名的荡妇，因为体态丰腴，脸色红润，绰号叫做“白沙枇杷”（白沙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所产枇杷，黄中透红，又大又甜）。她曾经因为不能与自己所爱的男子同赴巫山阳台而烦恼过。后来推己及人，在上海创办了一种专供男女幽会的场所，叫做“台基”。开头的台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旅店而已，到这里来的，必定是一男一女，但绝不是嫖客和妓女，而是已经配成对儿的情侣，女的不是姨太太就是大小姐，男有的则是“使君有妇”的丈夫甚至有了儿女的父亲，他们既不便于让情人在自己家中出入，更不便于被人知道，于是旧由“台基”来提供幽会或住宿的场所，并负责保密。发展到后来，怨男旷女们也找上门来了。他们主要是公司的小职员，还没有成家的小商人，被冷落了的姨太太，因丈夫出远门或有外室而长年守空房的妻子等等。他们的确不是“下贱”的人，但他们都是性饥饿患者。心想找一个性对手，男的不愿意嫖妓，女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男人。于是“台基”又扩展了第二种业务：介绍临时的性对手（女方绝不许是妓女），每次收取介绍费五至十五元，房费、茶点费不在其内。这五至十五元钱由男方付出，女方得三分之二，台基主人得三分之一。男女双方认识以后，既可以春风一度后就各自东西，再不来往，也可以长期厮守，频频幽会，是聚是散，全看双方的感情和缘份。
　　光绪中叶（1905年左右），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薛文华因为行为不检被学校开除，就以“女学生”的身份在五马路开设了一家“驻颜阁”照相馆作为掩护，实际上开的也是“台基”。遇见容貌妖艳的女性来拍照片，就以言语试探，如果有性饥饿倾向，或者手头不太宽裕，就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勾引她加入“旷女”行列，成为“台基女郎”。
　　由于薛文华以照相馆为掩护，她的“台基女郎”都有各种姿态的照相留在照相馆内，“怨男”们到她的台基来物色性的对手，可以不必本人出来见面，只要男方从照相本里选中了某个女郎，再约期相见就可以。当时的台基还是“服务”性质，强调的是男欢女爱，皆大欢喜，如果女方见了男方觉得不满意，可以拒绝接待。
　　于是由此又派生出另一种妓院：“咸肉庄”。咸肉庄老板仅凭一本照相本和一台电话或一辆自行车，不需要其他任何设施，就可以开一家妓院。咸肉庄也是以介绍性的对手为职业，但是女方已经由性的欲望转变为钱的欲望，也就是卖淫了。
　　咸肉庄是“专营”性质的，只负责“拉纤”，其余吃饭、住宿等等，一概不管。后来这一业务由饭店、旅馆兼营，就演变成后期的“应召女郎”了。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以英国为首的贩运鸦片的轮船，或堂而皇之地在各通商口岸公开停泊，大宗出卖；或化整为零利用“水上飞”强盗船以走私的形式在沿海各码头悄悄儿停靠，零星发售。于是数年之间，鸦片烟有如瘟疫一般在我国各个阶层中泛滥流行起来。开始只是茶馆儿里兼营烟馆，接着专业的烟馆纷纷开张。抽鸦片，既不同于抽旱烟，也不同于抽白面儿，二者的最大不同，在于抽鸦片是躺着抽的，有钱的人大都由丫头或者小妾躺在对面做泡装烟并伺候把火。烟馆老板为了招徕烟客，开始改用女子伺候客人抽鸦片。久而久之，风气所开，介于堂子和野鸡之间的所谓“花烟间”，也就应运而生了。
　　“花烟间”，名义上是专由姑娘伺候做泡装烟的烟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瘾君子之意也不单单在于烟：烟瘾过足之后，色劲儿一上来，伺候烧烟的女子，立刻就可以变成伴宿的“花娘”。“花烟间”和“烟花女子”这两个名称，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花烟间”始创于光绪初年，最早在城内虹桥左近出现，由于嫖客大都是码头工人、车夫、轿夫、工匠、二爷（男仆）、船上的水手、来沪做小生意的买卖人、工厂中没有妻室的年轻人等等，而这些人又大都集中在紧挨着十六铺码头的小东门一带，加上这里货栈、客栈也比别处多，为了便于这些人就近照顾，花烟间逐渐往小东门一带迁移。后来租界繁荣，花烟间又往距离租界和码头都不太远的小北门发展，总人数约二百多人。花烟间的最大特点，是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都接待客人。长三和幺二，除了身价高昂之外，“白昼宣淫”是绝不允许的；野鸡拉客，一般也在黄昏以后。因此“二十四小时全天营业”的花烟间，就特别受“时间紧张、抽空嫖妓”一类人的欢迎。开头花烟间只接待抽鸦片的客人，卖淫似乎是副业；发展到后期，逐渐两业并重，即便是不抽鸦片的客人，也可以到这里来得到性的满足。
　　花烟间妓女也分自混和卖身两大类，其中多数是逃荒来沪的苏北农民，既不识字，姿色也平平。有地方可以容纳嫖客的，自己单独开设花烟间；没有地方可落脚的，就把女儿或儿媳卖给老鸨子。前一种多少还有些自由，后一种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收入全部归鸨母，而且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有人上门，就要接待。就是没有客人的时候，也要不停地为鸨母做针线活儿赚钱，生活苦不堪言，比野鸡还惨。
　　在上海的妓女中，生活最惨的还不是野鸡和花烟间妓女，而是所谓的“钉棚”，也就是设在闸北“棚户区”木板棚中的最下等妓院。这些妓女大都是从花烟间和野鸡中被淘汰下来的，不但年老色衰，而且几乎个个患有梅毒，为了活命，不得不继续出卖皮肉。一座钉棚，大者不过十几个平方米，小的只有五六个平方米。但就在这样狭小的天地之内，居然要容纳两三个甚至四五个老妓卖淫。“客人”来了，只用一块布在床与床之间隔开，只求嫖客之间互相看不见而已。钉棚妓女接客一次收费两角至四角，最多五角，而老妓每天必须交给棚主或老鸨两块钱的“棚租”，否则不是不许继续做生意，就是受到狠毒的打骂。因此，每个老妓每天必须接客五至十个，才能得到生存。
　　“向导社”初创于抗日战争的上海沦陷期，是一种以“导游”为名的变相妓女。“玻璃杯”则是茶座的女招待，也是变相的妓女，大约出现于四十年代。例如大新公司游乐场中，就有许多茶座，由年轻的女子当招待。她们打扮入时，腰间系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围裙，以表明她的身份。客人坐下喝茶，只是表面形式，主要通过打情骂俏与客人勾搭，双方谈得入港，付清茶资以后，就可以把女招待带出外面去吃饭、跳舞或过夜。如果谈不拢，一杯清茶、两碟瓜子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