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608旗人作家老舍-关纪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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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我们祖国的灿烂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现代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满族”出身对于老舍和他的艺术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意义。老舍先生出生在清末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他的先人一直是清代护卫北京城的旗兵。清代八旗下层官兵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职责，同时因为“八旗生计”问题的长期困扰，普遍处于相当低下的生存状态。父亲在庚子年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役中为国捐躯，使老舍自幼便懂得了爱国的人生要义，他的情操、性格、处事方式，都有着他的旗人父母影响的影子，这对他的一生都起了作用。　

　　老舍的祖上属于满族的正红旗。有清一代正红旗的驻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位，老舍对这一带的社会生活极为熟悉，他写了一辈子北京人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北京的西北部位。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民族文化的烙印。清末，为八旗制度严格束缚的旗人们，痛苦郁闷，愁里寻欢、苦中作乐是他们的人生基本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大多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赵子曰》、《二马》等），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水乳浑然（例如《离婚》、《牛天赐传》等）。老舍出身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体认。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充分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在他的创作中继承鲁迅的传统，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尤其是《正红旗下》、《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都堪称是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忧思录与备忘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老舍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也得益于小民族出身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位置对他的启迪作用。　

　　（全文）　

　　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物中均有说明。那么，“满族”二字对于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的户口本上一个栏目跟我们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可能许多朋友都没有想过。好，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8种旗帜为标志的8个方面军。这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称‘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在清代，这是一个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处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全都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认作了乡土，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没有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经过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民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明确的、有着相当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早年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记载。以至于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即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落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一贯地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奋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却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一般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些事情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要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的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一枚通行证。还比如，母亲曾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了根，幼年的老舍也渐渐地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我们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北京城这片撒下过父兄们热血的土地，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无一不是这种情感的突出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当时给一位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