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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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降服耿金章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