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西安事变-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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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3）四、张学良又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呢？
本来联共就是张学良步盛世才的後尘，密谋中的“另立局面”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张学良尝试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虽多方努力，如派李杜担任此项工作，李杜甚至连毛泽东藏於民间的二个儿子都找到了，但仍无法与苏联系上，张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系也毫无结果，使张愈来愈感到须找中共做中介，张心急如焚的至少从以下三条管道找中共。
第一，希望从上海找到中共，但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已迁至陕北，成效不大，仅找到脱党的刘鼎，但张学良最初并不知刘鼎曾脱党，还以为是化名的中共要员，曾猜测过刘可能是王稼祥＇注31＇，肉麻的吹捧刘；第二，从北京找到中共，找到宋黎……一大批中共党员。另据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回忆，他的同学熊彪，在北平参加共党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後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试图从熊身上追找到联共之路；第三，从陕北找中共，但是一九三五年的陕北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不抱任何幻想。且数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极弱，红军将领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後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甚至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五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守军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高福源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高福源本来就是王以哲的部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愿意进一步见王以哲说明共产党人的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对此虽不无疑问，但仍然表示了赞同的意见。随后，高福源即动身前往洛川了。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但依照王以哲谨慎的性格和对张学良的服从，断断不会自作这等主张。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劝降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清楚地显示，张学良是幕後的主使人，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步盛世才的後尘，必须与共产党拉上关系，张正心急如焚的在找此关系。一月十五日，高福源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而且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商谈。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重要情况。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赞同。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一月十六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次日，即十七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同时於当天晚上与李克农见了面，双方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
第二天，即十八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後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後来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
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後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编造出：他张学良联共是帮南京中央政府收编中共。把他秘密与李克农面谈，说成是：“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
张学良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一八七零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於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故事。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是左宗棠的湘军英勇善战，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马化龙才会归降。被中共打得无法招架的张学良，怎么能威镇胜利者中共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略施警告，警告之不听，则其後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中共作战的张学良，能做左宗棠？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李克农只不过是中共的低级官员，他根本就无权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呢？且连遭中共惨重打击的张学良，正在极力避战，怎么可能反倒收编劲敌呢？
那么，李克农与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二十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明他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李克农发此电时，李还不了解张学良的联共与王以哲的联共性质完全不同：王以哲联共单纯得多，仅仅只是为了避战，保存实力；张学良的联共就复杂得多，除避战，保存实力外，张还有联俄联共，据西北称雄这样重大的“战略目标”，此“战略目标”本来就不便直接说出口；更加上张学良与中共初次接触，不明底细，张学良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张讲完後，连他自己也忘了。以致（下一次会谈）“与原来预计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於‘抗日联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注43＇可是不少西安事变研究者，却在连张学良本人早在（不久後的）下一次会谈时，就已忘了的为了摸底的某些侧敲旁击的外交辞令中，钻牛角尖，完全忽略真正使张感兴趣的是：
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将大西北像外蒙一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俄援。（“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4）五、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探讨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必须对毛泽东权谋、权术，有所了解。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如此毛泽东，怎么能如此迅速的控制中国大陆呢？是不是真的简单到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国民党贪污腐化”所致呢？诚然国民党有贪污腐化现象，但正如中共抗日，国民党不抗日一样，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中共等政敌恶意抹黑，并非事实呢？
就以中共等政敌所编造的著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例，台湾选举揭露的事实表明，蒋的後代竟要靠救济为生。且众所周知，蒋家生活相当节俭，连最节俭的生活也维持不了，何来贪污？再看看四大家族中的陈家，陈立夫在美国期间，竟要靠他太太包棕子卖，以及他本人养鸡卖渡日，证明陈家廉洁，没有贪污。此外，从中国大陆逃出的国民党的其他〃高干〃，他们住在香港的调景岭，过着勤劳节俭的生活，与当今中共高干及其子女，挟公款移民的阔气情景作一对比，黑白分明。正如人民常说的那样，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竟究谁真正贪污，谁被蔑污为贪污，人民经过比较鉴别後，可得到公正的结论。中共所谓的〃四大家族〃中剩下的孔、宋二家，中共说蒋与宋联婚，是为了得到孔、宋财团的财力支持。又说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年底下野，孙科执政期间，因得不到孔、宋财团的支持，解决不了财政问题，而不得不辞职。到底是孔、宋用自己财团的钱，给蒋政权输血呢？抑或是孔宋贪污呢？中共始终没有说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孔、宋二家早在蒋公执政前，就是大富翁，宋耀如就曾用他自己的家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且孔、宋在国外的财产，也没有外界所传说的那么多，均在合理的围内，孔、宋也愿意公开他们的家产。
再将国民党与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的廉洁情况作一具体对比，就以中共的廉洁王牌周恩来与陈诚对一对比，陈个人操守与廉洁，丝毫也不在周之下，但陈没有像周那样惨杀顾顺章在沪九族，连婴儿也不放过的劣迹；政治操守，更远在周之上，陈刚正不阿，敢於打断蒋公的大会报告。而周恩来身为全民总理，却看着几千万同胞活活锇死，仍毫无心肝，帮助毛泽东整彭德怀。中共的官员中，还没有像胡宗南那样廉洁的清官。又以中共廉洁的另一张王牌陈云，与经国先生作一对比，经国先生身为高官，却经常微服出访，深入民间，饿了在街边小店就食，而陈云从不敢在外就食，既使中共要员开会，大会挑选绝对可靠的人准备食物，陈仍不放心，要亲眼看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先尝试，证明无毒後才敢下喉，他自己的生命是如此高贵，而他人的生命是如此低贱，只不过是他的实验小白鼠，陈云是中共官员中不可多得的楷模，陈云尚且如此，其他中共官员就更不要说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共能将任何悖离人类论理道德的事，冠上一个非常动听的名目，而“理直气壮”的兜售，无半点愧意，就以唐山地震为例：中共当时既无抢救此类大灾难所需的机械设备，又无足够的医疗设备，可中共竟毫无心肝的让被压在瓦砾下的成千上万的同胞活活痛死、饿死，也不让国际人道组织把他们从瓦砾下救出，如此枉顾他人生命的冷血行为，中共也能冠冕堂皇的在“民族尊严”的幌子下，理直气壮的兜售，中共是不是真的有他们口中叫喊的那种“宁愿尊严的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也不用洋货”的“民族尊严”呢？完全没有，因而就在中共拒绝洋人用洋药救活唐山灾民的同时，毛泽东本人及江青生病，用的是进口的最高效的洋药。＇注14＇甚至毛死後，中共派遣专门人员，赴英国〃拜倒在洋人脚下〃，学习洋人的塑蜡尸的经验。＇注14＇中共只是枉顾老百姓的生存权力，视老百姓为工具，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是不值一分钱的奴隶，老百姓应为维护他们的面子，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饿死，而他们自己则是不能死的高贵奴隶主。
显然，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蒋政权官员，远比以农村痞子（湖南痞子运动起家的毛泽东）为骨干的毛政权官员廉洁，特别是前者更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力，既然如此，毛泽东为甚么能如此迅速的夺取大陆政权呢？这不能不归功於毛泽东的权谋权术。
西安事变是毛泽东权谋权术的杰作，正如张闻天所说：“老毛懂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让他去干吧！”＇注18＇毛泽东成功的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手托仙丹、法力无边的方士，他手中的仙名曰：“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15＇。而苏联扶植盛世才一跃成为“新疆王”，为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使他们深深的感到苏援是据地称雄的不二法门。对那些唯恐国家统一后，而失去割据时，所享有种种特权者，极具欲惑力。此时，这位毛方士的仙居，香火鼎盛，门庭若市。患恐统一综合症的急病者们，纷纷前往朝拜，乞赐仙丹（“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37＇）“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由诸反统一势力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致使以胡宗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多年艰苦卓绝统一中国的努力，功亏一篑。
毛泽东策动张学良、杨虎城等叛乱所用的策略，既不是根据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如共产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阶级分析观点，张学良出身於土匪家族，巧夺豪取，家族财至天文数字，典型的大地主大官僚，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可毛泽东居然枉顾共产主义基本教义，要拉张学良加入共产党，显然完全背离共产党学说，因而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使我们（指共产国际）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指中共）关於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均可接受入党……你们甚至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是错误的……。”＇注19＇
又悖离论理道德，张学良不管在私德：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注2＇且毒瘾很大；还是公德，“沈阳变作，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为保存自己，竟不惜三千万同胞尽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