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吗？-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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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吗？①
作者：斯·茨威格
译者：关惠文
① 本篇最初以葡萄牙译文于一九四九年在里约热内卢发表。德文原文于一九八七年首次收入法兰克福S·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燃烧的秘密》。
我个人确信，他，是凶手，但我缺乏最后的推不翻的证据。“贝奇，”我丈夫总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观察问题，头脑敏捷，眼光尖锐，但你往往被你的这种气质引入歧途，结论下得太早。”我丈夫认识我已经三十二年了；总之，他的提醒也许是对的。我不得不极力强迫自己不对所有其他人说出我的怀疑，因为我没有最后的证据。但是，每当我碰到他，他诚挚而友好地朝我走来时，我的心便蓦地一顿。一个内在的声音对我说：他，只有他，是凶手。
我试图在我自己面前，只为我一个人，再复述一遍整个故事的过程。大约在六年前，我的丈夫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终止了他在殖民地的服务岁月。我们决定迁回英格兰的一个安静的地方，舒舒服服地——我们的子女都早已成家了——从事些生活中不费气力的小活动，像养花呀，读书呀什么的，来度过我们已近黄昏的晚年。我们选中了巴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从这个古老的名城开始，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穿过无数桥涵，向那永远一片葱绿的林普科一斯托克山谷奔泻而去，这就是肯尼思…阿旺运河。一百多年以前，在这条水路上就修造了许多很艺术很壮观的木制水闸和排水站，以便从加的夫向伦敦运煤。在运河边狭窄的道路上，那些马迈着细碎、沉重的步子，拉着宽大的黑色平底船，徐徐沿着那条宽阔的大路行进。那的确曾是一个宏伟的设施，给一个时代带来了许多好处，但现代已经不适用了。于是出现了铁路，它更迅速更省钱更方便地把黑色的货物运往首都。水路交通停顿了，水闸看守被解雇了，运河荒废了，变成了沼泽，但正是彻头彻尾的荒凉和无用使它在今天显得如此浪漫，如此迷人。在静止不动的黑水里，从水底长出如此繁茂的水藻，使水面闪着孔雀石般的深绿色微光，睡莲在平滑的水面上生动地摇摆着，那水面在它熟睡的静止中像照相机那样真实地映照出开遍鲜花的山岗，映照出河上的桥和天上的云。间或，有一只往日繁荣时代的破旧小船躺在岸边，半个船身陷在淤泥里，周围长满各色植物。水闸上的大钉也早已生锈，为厚厚的苔藓所覆盖。没有人再关心这古老的运河，从巴斯来的游泳者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两个老年人沿着河边那条早年骡马吃力地用绳索拖着平底船的平坦道路往前走的时候，几个小时都碰不到一个人，只偶尔遇到一对情侣，那也总是在他们没有订婚或结婚之前，为了避免邻里饶舌躲在这里亲热亲热罢了。
我们特别喜欢的，正是这气候温和的多丘陵地区里充满浪漫色彩的静静的河流。巴萨姆滕山以美丽繁茂的乡野面貌亲切地向下延伸。就在这山上的空地中间我们买了一块土地，在山顶盖了一座小小的乡村住宅，然后是一座花园从住房向下延伸到运河边，花园里有曲曲弯弯的小路，园里到处是水果、蔬菜和鲜花，只要在运河边坐在我们小小的空旷的花园台地上，便可以在水面的反照中再一次看到草地、房屋和花园。这所房子比我当时梦想中的还要宁静和舒适，惟一可抱怨的是这里多少有点偏僻，连一个邻居也没有。“只要他们看见我们住在这里有多美，”我丈夫安慰我说，“他们就会来的。”事实上，我们的桃树和杏树还没栽齐，有一天就出现了邻家建房的先遣人员，先是商务代理人，然后是测绘人员，他们之后便是泥瓦匠和木匠。过了将近三个月，一座红瓦盖顶的小房子便亲密地矗立在我们的房子旁边了；最后，来了一辆装满家具的载重汽车。在寂静的环境里我们不断听到砰砰啪啪的捶打声和敲击声，但一直没有见到我们邻居的面。
一天早上，有人敲我们的门。一个瘦削的漂亮女人，有着一双聪慧友好的眼睛，至多不过二十八九岁，自我介绍是邻居，请求借给她一把锯，那些工人忘了把自己的锯带来。我们谈起话来。她说，她丈夫是布里斯托尔一家银行的职员，但宁肯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也不住在风景区里，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宿愿。当他们在一个星期天沿着运河游逛时，我们的房子促使他们立即着手实现他们的愿望。当然，这样一来，她丈夫每天早晚上下班就要乘一个小时的车，不过他会在路途上找到朋友，他很快就会适应的。第二天，我们回访了她。她仍然是一个人在家。她快活地说，等这里一切就绪了，她丈夫才过来。此前，她不需要他，所以也就不必那么急。不知为什么，见她是这么冷漠甚至满意地谈她丈夫的不在，我听了很不舒服。我们单独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意见，即从她的言谈看，丈夫好像对她不怎么重要。我丈夫指责我说，不该老是过早地下结论，这个女人非常可亲，聪明，讨人喜欢，但愿她丈夫也是这样的人。
喏，没有多久，我们就认识他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去散步，刚离开家，我们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等我们转过身来，一个壮实的男人已经快活地站在那里，向我们伸出一只宽大、红润、有雀斑的手。他说，他就是新邻居，他已经听说，我们对他妻子如何友好。当然，他在没有正式拜访我们之前，就这样衣冠不整地从后面追我们是很不合适的。但她妻子对他讲了我们对她多好，他一分钟也等不及要向我们表示谢意。这就是约翰·查尔斯顿·林普利，他的父母出于对林普利…斯托克山的尊崇，预先给他取了这个山谷的名字，这未必就特别好，那还是在他从没预料到自己会想在此地安家之前——是啊，现在他到了这里，而且希望待在这里，只要上帝让他活着。他认为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美好，他是想真心实意地向我们许诺，一定做一个有礼貌的好邻居。他说话那么快，那么活跃，那么滔滔不绝，别人几乎没有机会打断他。这样，至少给我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端详他。这个林普利是个大块头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高，肩膀又宽又厚，即使站在搬运工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像一般彪形大汉一样，他也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善良。他那双独有的，略微湿润的眼睛和微红的眼皮对人充满信任地眨动着。说话时一笑，总是不断露出他那雪白发亮的牙齿；他实在不知道自己那双笨拙的大手该怎么放才合适，他极力使它们安静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他想最好是像对待同事那样用双手拍拍一个人的肩膀。于是，为了释放他的力量，他只好把他的指关节按得格格直响。他问，像他这样衣冠不整，能不能让他陪我们去散步？我们说完全可以，他就跟我们一起散步了。他天南地北地闲聊，谈到他出生在他母亲的故乡苏顿，但在加拿大长大，谈话间他有时指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有时指着一个美丽的小山说：这多美，无可比拟的美。他说说笑笑，心情几乎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中。从这个强有力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人身上，涌出一股给人以新的活力和幸福之泉，它不自觉地拨动一个人的心弦。最后当我们跟他分手时，我们俩仍然感到很温暖。“我确实好久没遇到这样诚恳这样满腔热血的人了。”我丈夫说，他呀，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在对人的评价上总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
但是，没过多久，这位新邻居起初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就开始明显地减弱。在为人方面，对林普利提不出半点异议。他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他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但由于热情过了头，就弄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拒绝接受他的帮助。此外，他很正派，诚实，坦率，绝不愚蠢。但他总以他高声喧哗的作风感到愉快，这就弄得别人对他很难忍受了。他那湿润的眼睛总是闪着心满意足的光辉，他对一切对每一件亭都是满意的。凡是属于他的，凡是他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一流的；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的玫瑰花是最美的玫瑰花，他的烟斗是装着最高级烟草的最高级的烟斗。他用一刻钟工夫就能说动我丈夫为他证明，人人都得像他那样装烟斗，他的烟丝便宜一便士，却比名牌的好。他总是对无关紧要、理所当然的事物充满旺盛的热情，总要详细他说明和解释这些庸俗的欢乐。他内心那部喧闹的发动机从来没有停歇过。不大声唱歌，他就不能在花园里工作；不大笑不打手势，他就不能说话；不在读到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时立刻站起来跑到我们这边来，他就不能读报。他那双宽大的有雀斑的手像他那颗广阔的心一样，总是带攻击性的。他拍打每一匹马，他抚摩每一条狗，不仅如此，就是我丈夫，虽然整整大他二十五岁，在他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时，也不得不高兴地让他以加拿大同伴式的无拘无束敲自己的膝盖。因为他总怀着一颗温暖、充实而又经常感到要发火的心参与一切，他在参加其他一切活动时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家不得不千方百计防范他那惹人生厌的善举。他不尊重别人的休息时间和睡眠，因为他精力充沛，根本想不到别人会疲倦或情绪不佳，别人简直暗自希望每天给他注射点溴化剂，使他那惊人的但几乎不可忍受的活力减缓到正常的程度。林普利在我们家里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毋宁说他不是坐，而是不断地跳起来在屋子里到处奔来奔去，他下意识地关上窗，于是这个房间由于有这个爱动的、简直有些粗野的人在场也就变得太热了，这时，我的丈夫也跟他在一起，这种情形我曾多次碰到过。只要你站在他面前，看见他那双闪亮的、美好的，简直可以说是充满善意的眼睛，就不会对他发火。过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精疲力竭，你真希望把他赶走。在我们认识林普利以前，我们两个老年人从来想像不到，像善良，热心、坦率和温暖这样一些真正的天性会由于惊人的超常把一个人驱赶到绝望的境地。
现在，我对最初感到不可理解的事也完全明白了。当初他妻子对他不在身边觉得那么快活、那么心满意足，绝不是因为他的妻子缺乏对他的依恋。她是他的过火行为的真正的牺牲品。当然，他是热烈地爱她的，就像他热烈地爱着属于他或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那样温情地围着她转，那样操心地护着她，真叫人感动。她只要轻轻地咳嗽一声，他就会立刻跑去给她拿大衣，或是去捅一捅壁炉，让火烧得更旺。要是她进城，他就会千叮咛万嘱咐，好像她要经历一次危险的旅行。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俩说过一句不友好的话，相反，他喜欢夸奖她，赞扬她，乃至令人感到难堪。就是我们在场，他也忍不住去抚摩她，轻轻地捋她的头发，首先列举他想到的一切优点。“您看见没看见，我的埃伦的指甲有多么可爱？”他会突然这么问我。这时，她尽管羞答答地提出抗议，也不得不伸出她的手给人看。接着，我们惊叹地看到她是多么娴熟地把头发挽起来。随后我们也就只好去品尝她自制的各种小果酱了，照他的意见，这果酱比英国最有名的工厂的所有果酱都好得无可比拟。在这种叫人难为情的场合，这位谦虚娴静的女子，总是慌乱地低下眼睛坐在那里。看来，她已经不想去抵御她丈夫的好似瀑布急流的装腔作势了。她任他说，任他讲，任他笑，至多淡淡地插进来说一声“啊哈”或“这样”。“她也不轻松啊，”有一次我们回到家，我的丈夫说，“但你也不能怪他。他确实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她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
“让他的幸福见鬼去吧，”我愤激地说，“这样卖弄的幸福，这样大言不惭地兜售他的感情，是不知羞耻。见到这样的放纵，这样的失态，我都要发疯了。难道你没看见，他卖弄幸福，他魔鬼般地活动不止，把这个女人弄得万分不幸？”
“你不要总言过其实，”我的丈夫斥责道。不过，他的确是对的。林普利的妻子决不是幸福的，确切的说，她从来就没有幸福过。她已经没有能力准确地感觉任何事物了，她简直被他过于旺盛的生命力弄得麻木不仁，精疲力竭了。每当林普利早上去银行上班，他的最后一声告别“哈啰”在花园门口逐渐消失的时候，我观察到，她先是一屁股坐在那里或干脆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干，一味享受这不寻常的气氛，因为她的周遭已是一片宁静的氛围了。然后，她干这干那，一天下来也觉得稍微有些累。跟她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结婚八年以来，对她来说，说话已被荒废了。有一次她对我讲了她是怎样结婚的。那时，她跟她父母住在乡下，他在一次远游时路过那里，他慷慨激昂地跟她订了婚，她甚至连他是谁，干什么工作都没完全弄清楚，就跟他结婚了。这位娴静可爱的女人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词暗示她不幸福，尽管如此，我还是准确地从她作为妻子的闪烁其词上感觉到他们婚姻的真正症结所在。第一年他们就盼望有一个孩子，第二年和第三年照样盼；后来，六七年以后，他们就放弃这个希望了，现在她白天太空虚，晚上由于有她丈夫的喧闹骚动又过分充实。“最好，”我私下里想，“她能领养一个别人的孩子，要么从事运动，或是找一点什么事情做。这样闲呆着，非得忧郁症不可，而这种忧郁症又会导致对她丈夫那挑逗性的、使正常人身心交瘁的快乐表现产生某种形式的憎恨。她身边必须有个什么人，必须有个什么东西，否则，她的紧张心情就太强烈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回访一个住在城里的女友，她曾在几个星期以前访问过我。我们无所顾忌地闲谈起来，谈着谈着，她忽然想起要给我看一些可爱的东西，便把我领到院子里去。到了一个谷仓，我在半明半暗中起初只看见什么东西在草里扭打、翻滚和野蛮地乱爬。那是四只小狗，生下来只有六七个星期，他们张开前爪笨拙地摸索着，断断续续地试着小声吠叫。他们从筐里跌跌绊绊地爬出来的样子真迷人，那带着怀疑目光的肥壮的母狗就躺在筐里。我从那堆在一起的柔软毛皮中抓起一只小狗；他身上的毛是棕白交错的斑点，他那美妙的微翘的鼻子充分体现他那高贵良种的光荣，这是他的女主人给我解释的。我忍不住跟他玩起来，惹他发怒，嘲弄他，让他笨拙地咬我的手指，我的女友问我想不想把他带走；她说，她很爱这些狗，但只要他们能走进合适的家，能得到良好的照料，她就愿意赠送。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我丈夫自从失去了他亲爱的施帕齐尔以后，他就发誓决不会第二次倾心于另一只狗了。这时，我突然想到，这个可爱的动物能不能成为林普利太太的一个真正的游戏伙伴呢？于是我答应第二天给女友一个准信儿。晚上我向林普利一家提出了我的建议。妻子没有做声，不发表意见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但林普利却满怀他惯有的热情表示赞同。他说，好的，这是他惟一缺少的东西。一个家没有狗，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家。依他那急暴脾气，他恨不得逼我当夜就跟他一起进城，闯到我女友家去把小狗抱来。但我挡了挡他的急性子，他只好依了我。第二天，那只小狗被装进一个小筐里，叫着闹着经过一次意外的旅行，给送到了他们家里。
结果实在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