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经济可否有悬念-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胀区间。
但是我们想在这通胀率影响下的，我刚才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变化。比如说，人们在通货紧缩的时候，通常会努力地“以货求币”，把手里的东西卖掉，换成货币。因为人们认为，比如说我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今天卖了比明天的价格高。通货紧缩的时候大家多努力“以货求币”。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都努力的以币求货，人们认为今天买房子比明天一定划算，今天买入黄金、首饰保值，一定比明天更有利。这实际上都是人们在趋利避害的来规避这种利益关系调整的一种自然选择。
陈 淮：不仅通货膨胀率存在着不确定，通货膨胀率影响下的利息率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确定。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以及我们贷款利率，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周期，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历史低位中运行。这个利息率，实际上是和通货膨胀率密切联系在一块儿的。如果物价的增长水平超过了利息率，我们就说，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相比已经是负利率了，那么显而易见，就有可能出现利率向上调整的可能。特别是请大家注意到，从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出台的政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利率的这种市场化程度上，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权。比如说他可以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有70％的上下浮动余地，那么利率这个杠杆可能变得更为灵敏，对经济运行的情况反应可能更为充分。特别是利率，还是一个影响其它社会生活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想同学们，很多人在座的有学经济的，为什么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国债没卖出去，停发了，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利率可能会向上调整。为什么利率向上调整的时候，人们就不买债券呢？因为利率向上调整，债权在二级市场可能会跌破面值。我简单举个例子，我现在买年息为3％的国债，假定这个国债的利率不调整，我买了半年之后，银行的利率调到4％了，那我这个3％的国债就变得不值钱了，在二级市场上它就会贬值。如果是长达20年周期的国债，长周期的，那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它可能有很大的折扣，风险非常之大的。这实际上已经显示出，市场的参与者对利息变动敏感的预期了。
利息率更是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很重要的杠杆，而且利息率和汇率还联在一块儿。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比美元高一倍还多，如果中国的物价水平上升，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相应的比对于通货膨胀率向上调高利率，对不对？要不然它就变成负利率了。但是如果我们向上调高利率，人民币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相比差距更大了，老百姓也好，国外的持有货币的人也好，一定会努力的把他的外币换成人民币这种本币。
王鲁湘：热钱多了。
陈淮：套取利差，因为我把钱存在美元上头，同样的这个价值量上头，我的收益是0。8％；我把它换成人民币，存在人民币这种情况下，我的年投资收益率是1。6％，或者2。4％，可能比美元高一倍，甚至两倍。当然人们就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而人民币就会有升值的压力。可见利率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大家知道，利率向上的时候，无论任何意义上，它客观上都是对投资的一种抑制，对消费的一种抑制。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机会成本”。当利率上调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认为，我现在把钱存在银行，比买东西划算。利率下调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存钱不划算，应该花了更合适。对消费也是一种抑制，存款利率上调，贷款利率势必上调，势必上调就会紧缩货币供给，就会对人们投资意愿产生一种抑制，这些都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这种不确定因素确实存在。
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到汇率。汇率的问题从2003年初期起，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这种说法，始终在媒体中沸沸扬扬的，不断地有声音出来。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确实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对美国和其它一些经济体，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再比如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确实比较迅速，1980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是7亿美金，到2000年末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970亿美金，差一点儿不到2千亿。又过了二年零十个月，到2003年10年末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0年末高位基础上翻了一番还多，超过4000亿美金。
这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确实是我们综合国力增强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给币制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但是光说一头的话是不充分的。我刚才说到，我们过去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头的物价水平，有三分之二是负增长，有三分之一是零增长和微弱正增长。更通俗地说，老百姓在1997年末一块儿钱能买到的东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物价上涨水平，比如每年3—4％，你现在需要拿一块三，或者更多才能买到，这是合理正常情况下。但现在实际情况是，1997末一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你9毛5，甚至9毛钱就可以买到，这意味着相对于购买力来说，人民币在过去五年到六年中，已经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升值了。这是一个因素。
再一个，在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关心经济的同学们可能注意到，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都有一个大幅度的贬值，已经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贬值。美元贬值之后，已经在一个很低的低位运行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下一个周期美元再对这些世界主要货币再升值，那人民币就变成一个升值加升值了，就可能对我们出口，经济增长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当然，这个币制变化，并不意味着单一的是坏事，任何时候的币值变化都是两重的。比如大家出国留学的时候，交外国学费要用人民币攒钱的话你就变得非常划算了。但是我们特别提醒，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远没有达到日元当年大幅度升值的时候，美国对日本施议《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组数字。在1981年，日本卖给美国多少万辆汽车？396万辆汽车！从美国进口多少万辆汽车？不到一万辆汽车。进出口的不平衡是400：1，差不多。中国2002年，2003年数字我们还没看到，汽车业应该有个大的发展那一年，叫“汽车元年”，也有出口，中国出口多少辆汽车，2000辆而已。也就是说，大家不要通过我们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过高的估计中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我们远没有到日本当年货币大升值的那个阶段上。所以，保持我们币值稳定，可能还在一定阶段对我们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是汇率。
最后一个我们说说税率，税率2004年也存在很多变数。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讲堂的时候，大家已经听说一个信息，我们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进口关税总水平，将会比2003年进一步降低，到10。4％的水平。而且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降低关税壁垒这件事上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比我们答应的时间表，我们总是在快半步这样一个节奏上，而不是往后拖延了半步上，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用税的杠杆，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在过去一年也有很多明显的表现。我们相信新一届政府在2004年，还会动用这个杠杆。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规模调整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一次，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存量的资源。第二次用收入和收入相联的税负资源，我们来调整和农民的经济关系。在“非典”中，我们非常果断地用减税，用减免税负的办法来扶持一些受打击、影响严重的产业，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税的问题，在目前来说动作可能是最大的。大家也还听说一个消息，从2004年1月1日起，我们为了推进内地和香港之间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香港本地产很多产品运到大陆来卖的时候，可能采取零税率，零关税率。这些都可能改变我们目前已有的市场竞争格局和分工态势。
税的问题讨论得目前比较尖锐的问题比这还要多一些。比如说人们正在讨论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合并问题，原来我们企业的33％所得税，这是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有几免几即减，也可能合并成，将来合并的话，平均总税率可能会有一个变化，趋向于降低的变化。再加上，从2002年以来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起点的问题，也已经是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引起广泛讨论。税率，已经成为影响调整我们经济生活、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而且即使受客观上的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也是新一届政府调整经济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举措和工具。所以我说，如果有不确定，有变数，变数从哪个表上能看出来呢？我们从通货膨胀率、利息率、汇率和税率，“四率”中看出来。这“四率”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的去仔细研究，研究它和经济运行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总是有不确定因素的，当人们一致认为它非常确定的时候，很可能变局就会来了。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预测，21世纪初世纪之交将是亚洲的年代，环太平洋地区将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众口一词说的时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酝酿的时候了，我们想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及早地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认识到，也可能恰好是我们良性增长的，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因素。
我想我有这么多意见贡献给大家，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王鲁湘：果然陈教授谈经济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就像听美国大片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悬念的逻辑线索给捋清楚，在陈教授所说的基本的，没有悬念的，四大判断之后，陈教授轻轻地拿出了一个“四率”的问题，让我们在今后的2004年的经济生活中间更加关注，看上去是这种非常微末的，很不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零点零几的数字表现的东西，在这个上头大家可能能看出来，我们的悬念、玄机在什么地方？影响中国2004年经济走向的可能的玄机会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跟陈教授请教的，刚才您讲话中间，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中国2003年下半年，各地出现了拉闸限电的问题，那么有很多人就猜测这是不是中国的能源短缺的一个预警信号？
陈 淮：应该说到能源短缺这件事，我们确实是可以给出一个判断，中国总体上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石油，人均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还不是和资源富集的，不是伊拉克或者美国相比，而是世界平均水平比。我们有个“西气东输”，大家以为我们天然气资源很多。其实不是，我们天然气的人均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我们现在一次能源构成中以煤为主，68％的一次能源是煤，但是煤炭也并不非常丰富，我们人均煤炭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54％。从这个水平中，从这一组数字中，我想大家很容易得出来，中国能源短缺是一个事实。
但是不是就能够成为中国经济运行或者进一步持续增长的瓶颈了，这个问题两说。因为中国事实上，我们能源供给结构已经而且将来还必将进一步做出很大的调整。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能源供给依靠于国际市场。我可以这样判断，我们目前的短中期过程中，如果没有大的变故，世界有能卖、有油卖，中国有钱买。人们以为说电短缺了，是因为缺煤。或者柴油短缺了，柴油为什么短缺？因为沿海地区柴油发电，来弥补电能的不足，是不是这个短缺什么时候就能补上？我们什么时候把新的油采出来，我们不是指望这个。我们真的要想平衡这种供和求的关系的话，进口十万吨柴油，一个星期足可以到岸。我们作为过渡性措施，发展起一些柴油发电来，三个月就可以形成供电能力。十年左右周期的过渡性的火电厂、煤电厂有一年也可建成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我们刚才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反复交替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会说在每一个时点上供和求都是恰好平衡的，那是非常偶然的。有供大于求就一定有供不应求和它相对应。
王鲁湘：就像钟表一样，摆到中心只是一个小点，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左右摆动。
陈 淮：我们得有一个判断，供不应求本身并不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引起供不应求的因素，主要是正面因素，因为工业在扩张，加速扩张，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在升级，引起了能源的供不应求。就像普通老百姓现在得心血管病、糖尿病很多，那是因为人民生活改善，吃得好了，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说，你看我们家多阔，都有机会得糖尿病，那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刚才说，我们真正短中期应对它不乏手段，这是第一个判断，说能源危机的话，我们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个因素，我们还得有一个深入的分析。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要住大房子，要买汽车，要用家电，并不仅对能源产生了迅速扩张的需求，对钢铁也一样，为什么钢铁没出现短缺？我们在2000年，中国的钢产量1。2亿吨，2001年1。4亿吨，2002年1。8亿吨，2003年肯定超过2亿吨。我们一年的钢铁产量的增量就相当于80年代初期全年的产量，因为钢铁行业已经比较高度的市场化了。
那么我们翻过来对比，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在过去三四年中，在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改革中，可以说步履蹒跚，至今还处在比较高度垄断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想随着目前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的变化给我们的警示，推进这两个领域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许就会在过去未来几年中，使他们供求关系的变化出现新的力量。
王鲁湘：现在把问题开放给现场的观众。
观 众：陈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来到我们中国农业大学，作为一名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我比较关注关于农业的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农问题成为我们未来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想问的是，在2004年，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谢谢！
陈 淮：中国农业问题也确实是我们前后两届政府都非常关注的，但是政策的着力点是有些调整。坦率说，我们始终关注农民问题，政策立足点始终是关注农民的问题。2002年的3月份的时候，“两会”结束以后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有个记者举手问，说朱总理我问您一个问题，说您当总理四年了，你最头疼什么问题？总理说，我最头疼的就是“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应该说前任总理朱褣基也非常关注。并不仅仅是家宝总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整个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是连年下滑的，从1996年到2000年。199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是多少呢？8。99％，就是9％。2000年，九五计划结束那年，我们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是多少呢？2。11％。我们年年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