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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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表演学习，第一次真正的演戏，就是《南海长城》开始，每一部影片都在进行学习、摸索，每一部影片都是我的一张新的答卷。我好比是婴孩儿刚刚学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期。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电影大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电影。而我自己，虽然能力微薄，却愿意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从不会到会，从幼稚到成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工作需要，我不能有这一个过程，我只有尽量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弥补、完善自己。可是这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痕迹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那样多的出现在我的银幕作品中。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和具体的指点，需要有人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对、才是好，可是……
我想起拍《神秘的大佛》的情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拍得不好、不理想，离一部好影片的水准相去甚远。可它是我从影以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出我拍这部影片时的甘苦。我临时抱佛脚，每天摸爬滚打，回宿舍时都成了泥人。我曾碰伤了左脸，肿得老高的，半边脸全成了紫黑色。当摄影机对着我，我要从三米高的墙上往下跳时，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跳下去，还要跳得好。当摄影机启动，我飞跃在空中的时候，我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而当我从晕眩中睁开眼睛，知道我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是多么庆幸啊！
第四部分第34节：明星的困扰（2）
有一个镜头需要连续在地上摔好几次，且不谈平日千百次摔打的练习，在实拍的时候，需要在亮铮铮的青石板上摔。开始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腿都肿了。实拍了，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心理，动作完成得不好，拍得不理想。这个时候，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十分费力。导演、摄影师都停下来，大家都望着我。摄影师梁子勇说：“别拍了，太惨了。”我忍住眼泪，想起平日含辛茹苦的练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我如此不争气，我将会为此遗恨终生！一定要再拍，直到拍好为止，哪怕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我要求再拍一次，导演、摄影师交流了一下目光，各自来到自己的位置，开拍了，我含着眼泪往石板上摔……机器停了。大家都忙着拍下一个镜头，我趴在那里，站不起来。腿、手、身上小血管破裂，紫黑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动一动都疼。好多观众围过来，一位老大爷真挚地说：“你辛苦了。”而我，却因为没有留下遗憾而感到幸福。
银幕上的一举一动都凝聚着我们制作人员的心血，我们怎么能对我们参加的影片没有感情？
我个人认为，观众需要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影片，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好影片。《神秘的大佛》虽然有不真实、故弄玄虚的地方，但不是一部最次的影片，起码不是反动的影片。况且，国内影片大多都有不真实的痕迹。表现善恶之间的斗争，主题很好，何
以遭到这样多的非议？连我给一本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谈到拍《神秘的大佛》时的辛苦，也给删得一干二净。别人批评说它是商业电影，可我们全体人员既无所图也无所得。再说，拍一部电影没有人看，那叫什么电影？何况，又有哪一部影片我们把它拍完是为了赔钱的呢？
我意识到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我深深地思索着。我真的错了吗？我想不通，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坚强起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不要人云亦云。
我又开始埋头看书。我细细总结我的表演，我要在纷扰的生活中求得平衡，只有自己帮助自己。我绝不随波逐流，那不是我的性格，引起争议是一件好事，说明我走的道路大有可为。大家争议的，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以外，说明了我的不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我的想法和道路。“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当我参加《原野》拍摄的时候，我已冷静、成熟多了。我对《原野》有着这样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现在看见这两个字时我都备感亲切。一看完《原野》的剧本，我就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花金子活灵活现，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她站在面前。可是现在的我，毕竟不是两年前的我了。除了考虑角色与剧本之外，还得考虑好多其他的问题。我演花金子，难处是很多的。一是由于中国新闻社拍摄有可能不在国内发行，再者鉴于当时社会上对我的名誉的非议，花金子会给我带来更大的“莫须有”的罪名。最使我担心的是，不管我和谁搭档，不管是谁演仇虎，那么都会让人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在舆论中，当时我自己已经内外交困，各方面的障碍重重。我的家庭已出现严重的危机，我还经不经得起打击呢？考虑来、考虑去，艺术总归还是占了上风，和所有的女演员一样，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那样的浅薄，我恨不得立即开机拍摄。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如果成了，我会成为当时年轻的一代演员中第一个涉猎名著、第一个演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深度角色的演员；如果砸了，那我将很难东山再起，“表演没有深度”的罪名我将会背到底了。
我们拍摄《原野》的外景地，是在东北的山河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我们称它为“夹皮沟”。刚开始拍摄，各方面的障碍重重。在我去山河屯的头一天，屯上唯一的一所小学校的老师就郑重地在课堂上宣布：“明天，我们这里要发生一件事，刘晓庆要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我的窗下仰望。我每次去吃饭犹如过街老鼠，大家跟着我跑，卷起一大股灰尘。由于希望有安静的创作环境，加之心情不好，我十分烦躁，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友好，为此大家对我进行过多次的批评。我听得耳朵快出茧子。一次，我开玩笑地喊：“你们看，我改了！”我做戏似地满面笑容，握了握身旁一位小姑娘的手，当我走几步回头看时，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这件事给我以深深的震动，我受到了深深的谴责。她使我想起了四年前在农村的我。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机遇，这么多的人的帮助，我也许现在还在农村。而我下放的农村，是一个比这里还要小的地方。假如当时白杨、张瑞芳来到我的大队里，我相信我也会像那位小姑娘一样，崇敬地眺望着她们，像眺望星星。我也会以同她们握过手而备感荣耀。我突然醒悟到我现在的地位、环境、条件跟过去已是天渊之别，更感到了现在的来之不易及珍贵。我感到惭愧。我的现在同过去已大不相同，还为自己的得失那样地苦恼。我太患得患失、鼠目寸光，这将会导致我一事无成。最主要的是，我在拍电影，在从事我热爱的工作，那就足够足够了。我要为我的过去、为千千万万没有得到发挥的有才华的青年，努力工作。
第四部分第35节：明星的困扰（3）
我们演员组只有六个人，在拍摄《原野》的合作中我们建立了深深的友情。整个摄制组是一个十分友好的创作集体，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说：“是呀。”停了一会儿，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进行拍摄前的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他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大家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们。演焦母的胡世淼，过去演过金子，她时常演给我看。我们也时常为戏争执不休，吵到深夜一、两点钟。
那个时候，我和丈夫的感情已到崩溃边缘。我既不能没有家，又不能没有电影，十分痛苦，常常半夜惊醒哭泣。胡世淼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像妈妈一样轻轻地拍我入睡……在这里，我认识了中国新闻社的副摄影师老伊，这是一个年纪同我父亲相仿佛的非常善良的人。后来他成了我的挚友，像父辈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山河屯的岁月是令人难忘的，有许多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拿起两个月前的报纸，惊
讶地问道：“哎，渤海二号是怎么回事？”一次我们在拍摄现场等太阳，演常五的唐远之考我：“里根是谁？”我想了半天：“李根儿？我们剧团好像有一个李根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莫名其妙。后来大家一直拿这件事同我开心。我不服，去问杨在葆，杨在葆说：“什么是李根？”我以为他也逗我：“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里根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呀。”他居然问：“美国又选总统了？”比我还要孤陋寡闻。我们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为了拍好《原野》，早出晚归，一切都无暇顾及。
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到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
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我十分得意地瞅着导演叶向真，凑到她耳旁说了一句悄悄话：“看来，我可以不用从楼上跳下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像金子那样令我恋恋不舍，当我拍完这部影片时竟然感到一阵惆怅。
《原野》在电影界内部放映了几场，反应十分强烈。再没有人认为我的戏不深了。我的劳动有了成果，我重新恢复了自信。香港、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都买了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原野》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金子的红袄黑裤的服装被送到法国博物馆，代表中国电影永远在那里展出。圈内圈外，各种好评赞誉又如雪片似地飞来。
可是《原野》停映了，不在国内发行。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香港的一家杂志登了这些消息，日本的报纸又转载了这个新闻，后来，据说竟出现在国内的“大参考”上。还说我特别情愿，拍床上镜头大大方方地要求拍这场戏；还有人说我和爱人的不和是由于这个镜头引起……我的“生活作风”比过去还要“不正派”了。我经受着比以前还要沉重的打击。没有人来调查、澄清这一事实真相，人们相信谎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大家都坚信不疑，并且争相传播。可是我没有拍过这种镜头，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我，没有人听我的话。我百口难辩，我累极了。
第四部分第36节：家庭危机（1）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丈夫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感到我们再也不能一起生活。我离开了家，住在北影招待所。这件事好比原子弹以后又爆炸的氢弹，立即成为北影厂的头条新闻。
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美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家庭幸福、快乐。因为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同所有的女人一样，我曾千百次地祈祷过未来，希望它给予我幸福。可是幸福是那样的珍贵和稀少，从不能被所有的人获得。也许，我及一些人的不幸正是为了衬托那些幸福的人们的吧。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
人人都有爱的权利、结婚的权利，当然也有离婚的权利，既然世界赋予我们生命。
在当时的中国，离婚几乎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我不是勇敢者，为此度过了好几年痛苦的岁月。出于求生的本能，我被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家庭之间的是非是永远讲不清楚的，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就像是相识、结婚只能在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一样，离婚也只能是我们两人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由于“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
我孤单单地住在北影招待所，有如丧家之犬。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我的日子。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我不敢出门，怕看见人们议论的目光。我在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宾客盈门，好奇者甚众，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而我则被迫一千次重复我说过的话及离婚的缘由，就像是一台录音机。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日子，是那样地难过！关心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们最关心的、议论最多的、最“证据确凿”的还是我“喜新厌旧”的“第三者”。
自我离家以来，一举一动莫不在人的监视之中。无论我同任何男同事讲话，便是第二天的新闻。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有人津津乐道地告诉大家，哪一天他亲眼看见我的拖鞋在××男人的房间，而另一天我的另一只拖鞋又在另一个男人的房间；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肯定说，他看见我在半夜十二点以后悄悄地敲某个男人的房间，还看见我同谁抱头痛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实在哪里敢！在这个非常时期，我能够坚持下来就不错了，还敢有那样多的风流韵事？我不想活了吗？
自我拍电影以来，已经多少次为自己辩诬？数不清了。我已经麻木了。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我在听着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是在说别人。“一个人处在需要辩诬的地步是可怜的。”我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的可怜。
人们太闲了，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了，文化知识太贫乏了，议论我成了他们的工作。不然，他们干什么呢？
好多人看起来俨然是一个卫道士，而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寻找刺激和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有些人看起来道貌岸然，可他们心中也都有着自己的秘密。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人，我不愿意过虚伪的生活，我愿意正大光明地宣布我之不爱，去寻找我的所爱。我鄙视他们，他们比我还要可怜。我憎恨他们，在他们的嘴里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
我坚持不住了。我的控制力已到了极限，我感到一种以往所没有过的软弱，在这寡不敌众的搏斗中，我已耗尽了心血。
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