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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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极其流行，东京各大学学生常常分为两派。而在早稻田大学，两派斗争至于用武。陈同学说明学潮，听来，令人忘倦。我教他福州小调，他不会说福州话，唱起来，不但不错，而且好极。　　　　
　　　　大学恐怕学生忘记了外国文，所以每学年都有外国文一课，课本不是小说、杂文等文学之书，而是各学系的课程。我记得，政治系第一学年是以Oppenheimer的“国际公法”为课本的，学生对此课程，不甚重视。因为学校已有国际公法一课了，此不过令学生看看英文，考试之时，亦不过印刷了书中一段文字，令学生译为日文。陈天鸥同学告我：“我们留学日本，只知英文，在学术上不能与欧美留学生竞争，必须知道德文或法文。”我平生最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陈君之言不错，我又选修德文，课本是Anton　Menger的Neue　Staatslehre。后来我与陈君同译是书，遇到不易了解之处，即请教先生。书译成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知何故，出版之时，只用我一人姓名，我将稿费一半交与陈君，而对于该书译者没有陈锡符之姓名，于心甚觉不安。但后来再想一下，此书译得不好，没有他的姓名，还可以保全他的名誉。　　　　
　　　　要学外国文，我认为翻译是最好方法，因为看书可以忽略过去，而译书则非每字、每句皆懂不可。所以大学毕业之时，我的德文似比英文好些。抗战八年，一切书籍均丢在南京，而政校的图书馆又无德文参考书。我的德文已经忘记了一半。来到台湾之后，发觉台大法学院有不少德文写的名著，我即决心再学。借出Jellinek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向书店购买了《独和字典》，每早决定翻译一页，过了三个月之后，渐渐恢复过去的德文程度。所著《政治学》一书第一章多引用Jellinek之言，原因实在于此。　　　　
　　　　政治系课程不多，我有时间去看别的书籍。关于法律书，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等是与法律系共同必修。我对此不感兴趣，除了上课，笔记讲义，并参考各教授之著作，以补充讲义不够详细之外，不再看别的参考书。我所看的以经济学方面及社会学方面之书籍为多。因为看过了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所以我以后著作，总喜欢说到某一现象之经济环境。关于社会学，我所注意的是动态的社会学，即社会发展之情状。这两类书籍对我很有影响。至于政治学一课，老实说，在大学时，反不甚注意。回国以后，虽在各大学讲授政治学，亦未曾看过“政治学”参考书，所看的乃是各种问题之专门著作，而尤以德人所著的“国家学”居多。阅者若已读过我的《政治学》，就可知道。其实，德国的国家学乃有似于政治学，又有似于比较宪法。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8节　大学的自由空气

　　　　在日本各大学，尤其帝国大学，是采取教授治校之制。教授由国家任命，一经任命，除自己辞职之外，绝不中途罢免。大学的讲学是极自由的。宪法一课，有的教授主张主权在民，另一位教授无妨主张天皇至上。经济学一课，我还记得，河上肇主张马克思主义，而田岛锦治则采用正统派学说。学生选课完全自由。其实，听讲的学生，双方人数相差不远，均有二三百人之多。讲堂是半圆形的，学生座位由低而高，约有十余排，每排可坐二十人左右。因为半圆形，而且自低而高，所以不问你坐在那里，都可看见黑板之字。而教授发音亦听得清楚。盖建筑讲堂，最重要的是传音，音不会散，也不会回音，这是讲堂与其他房屋不同之点。　　　　
　　　　校长由教授会选举，每三年一任，但往往连选连任。校长大约选择年龄已高，在学术上又有名望之人为之。当我在京大时，校长是荒木，他是医学院教授。校长与学生毫无关系，学校没有集会，连毕业典礼、校庆纪念也不举行，因此，我们看见校长的机会差不多没有。　　　　
　　　　各学部部长（即各学院院长）亦由各该学部教授选举。身负重名之人往往不愿就部长之职，因之部长或由年轻的人担任，甚至以副教授（日本称之为助教）担任。他与学生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京大之时，法学部部长是谁，乃不知道。　　　　
　　　　校长与部长是以发展学术为其最高任务，一般事务另有一个事务所，直接附属于文部省（教育部），校长只负监督之责。而究之实际，学校事务不多，校长未必实行监督，因之校长的职务很见轻松。这与吾国大学现象大不相同。　　　　
　　　　吾国各大学都有不少职员与工友，奇怪得很，我在京大三年，很少看到工友，固然讲堂等是由工友扫除。工友大约于下午下课后或上午上课前，早已扫除干净了。　　　　
　　　　说到职员，法学部学生有一千余人，而职员只有一名，另有一位小孩帮忙，我们选课，向他报告；我们有挂号函件，向他领取；我们考试之成绩如何，向他打听；甚至大学出版的法学论丛及经济论丛，也由他发给。事务不可谓不多，而他一人管理，竟能不慌不忙。日本学校皆尽量减少人事费，增加物件费，以充实各种设备。　　　　
　　　　管理全校事务的机构，名称什么，我已忘记。平时很难看见他们，与今日台湾各大学，五步一主任，十步一股长之情况，大不相同。每年缴纳学费，才看到他们。第一次我往缴费，觉得奇怪，人数无多，除主管一人是男性之外，其余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学校的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有各种组织，学生的思想也极复杂，有的主张社会主义，甚至主张马列主义；有的赞成国家主义，甚至赞成军国主义，学校皆不干涉，听他们自由发展。总之，在民国十一二年之间，亦即日本大正十一二年之间，日本思想界是多姿的。到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得势，日本军人就由军界进入政界，再由政界进入学界。凡主张自由主义的教授多被政府放逐。在京大，有行政法教授佐佐木之离校，有刑法教授陇川（我在西大时，他教我们刑法，其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之免职，有经济学教授河上肇之被捕下狱，这都在我离开日本后发生。日本称之为“京大七（？）教授事件”。


第四部分　三高发生风潮第19节　“心中”与切腹

　　　　所谓“心中”即情死之意，情死何以叫做“心中”，我们实在莫名其妙。日本报纸之上常常登载“心中”之事。日本人以为男女爱情到了升华之境，不能结婚，就要“心中”。他们常常讥笑中国没有“心中”，因为中国人太过理性，尤其受了宋代理学的影响，以男女之事微不足道。以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的情爱，宝玉竟与宝钗结婚，结婚虽在精神恍惚之时，而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恩爱还是很好。民间虽有梁祝故事之传说，然而他们两人不算“心中”，梁是因情而死，祝则因梁之死，以身殉情。苟令梁山伯能够“珍重年轻有用身，放下婚姻谈友爱”，祝英台不会做出“就是那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的事。　　　　
　　　　关于梁祝故事，我幼时未曾听过。最初能够知道梁祝姓名的，是在重庆时代。一天我同长儿公强由南温泉坐船回小温泉，船至半途。吾儿忽然喊道：“爸爸，快看，快看那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以为是他的同学，回顾山之前后，没有人影，就说：“那里有人。”他指着树上，又喊道，“看吧，看吧。”树上栖有两只鸟，大约是一雄一雌，羽毛红黄斑斑，极其艳丽，鸟比鸽子还小，其中一只，尾巴极长，有二尺左右，色泽亦极美艳。此鸟我未曾看过，不但台湾没有，恐怕除了四川之外，各省也没有。我才晓得所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指这两个鸟。何以同一种类的鸟，名称不同，而名称又与人名相似。我未加穷究。过了数天，与朋友同坐船中，又看见了梁祝，朋友告我梁祝故事。由今想来，在江左一带是谓梁祝化蝶，而在重庆一带则谓梁祝化鸟。不问化蝶化鸟，各省民间普遍的有这传说，则无疑问。　　　　
　　　　话又说到别处去了。日人崇奉佛教，“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这载在哪一种佛经，我不知道。但《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及《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均有斯言。日人何以不反对自杀，且认“心中”为一个值得钦佩的事呢？　　　　
　　　　此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有一位教授，姓名为厨川白村（？），他提倡“恋爱至上”。以为恋爱是博爱之本。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恋爱是排他的，是占有的，占有对方，而排斥别人之占有，这是恋爱的本质。博爱刚刚与此相反，不排他，不占有，并且以己之所有，施舍给别人。“爱”固然一样，因为上面加有不同之字，其本质就相反了。　　　　
　　　　厨川白村似曾著了一本《出自象牙的塔》，此书颇见流行，我因为“吾道不同”，所以未曾购读。有一年，厨川果同一位有夫之妇“心中”了。报纸争报导，杂志争批评，誉毁各半，其实这种男女之事乃社会上常有的事，是非善恶，人各一辞，不必用道德观念去批评，也不必用时髦眼光去赞扬。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说别的方面去了，宋代理学家摆起面孔，不谈男女之事。其实，中国一部历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也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可否应用唯生史观，亦有问题。若勉强求之，似是“唯性史观”。张竞生之《性史》不过诲淫之书，毫无价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为据，古代历史以为证，则《性史》的价值便不同了。孔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亦说：“食色性也。”孟子且以“男有家，女有室”，“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为王道之始，何曾不谈男女之事。三代之亡，亡于女祸，夏无妹喜，殷无妲己，周无褒姒，历史也许改观。吴王夫差欲报杀父之仇，日夜勤兵，二年果败越师于夫椒。这个时候，夫差不失为一位英明之君，后来得了西施，还能数败齐师，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最后竟为西施所误（这事大有问题），不灭越，而北上与晋争长，终而越师伐吴，夫差兵败自刭。孔子为鲁大司寇，摄行相事，三月鲁国大治，齐人惧，乃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鲁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孔子遂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败死”。吴鲁两事也可以证明女色之祸，而属于唯性史观。更看后来的历史吧，西汉之亡，亡于元后母家王氏，东汉之亡，亡于外戚与宦官之争，这都是由“性”的关系，而发生姻戚，由姻戚之弄权，而致国家灭亡。八王之乱，由于贾后，贾后之立，又由于武帝之后杨氏保荐，这又是性的关系了。隋代之亡，亡于独孤后要立次子炀帝。唐代之乱，乱于玄宗之嬖爱杨贵妃，信任杨国忠，这又是由于“性”之关系了，诸如此类，不但吾国，外国也是一样，克罗巴特拉鼻子低了一分，欧洲历史必将改观，这是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性”实为国家与亡的原因。　　　　
　　　　更进一步观之，由两性关系，生育了许多儿女，人口过剩，粮食不够供给，那便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关于此点，我在《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卷之中，不断地加以说明，现在无须赘言。如果有人愿意做一部“唯性史观”之书，我愿意供给资料。　　　　
　　　　话须转到题目了。日人不反对自杀，因之“切腹”又视为英雄好汉最后的勇敢行为。我在日本之时，日人所最崇拜的，不是西乡隆盛，也不是伊藤博文，而是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之时，乃木立了战功，官阶升为大将。他感明治知遇之恩，于明治死时，夫妇两人皆切腹殉主。据日本一位老师告我，在吾人身体之中，腹部最能忍受痛苦，切腹乃选择最缺乏神经系统的部位，实行自杀，比之中国古人之自刭，容易多了。到底如何，吾人不欲研究。　　　　
　　　　案自杀之风，也是由吾国传入日本的，鉏麑不杀赵盾，而自触槐而死。不杀赵盾，因其忠也；触槐而死，报灵公也。越与吴战，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死。用自杀以引敌人之注目，乘敌人之注视自杀，进兵攻击，这种战法是奇特的，西洋人不会有，亚洲人可以做出。田横五百壮士无不自刭而死，中国民气在东汉以前是激昂的。因为激昂，所以一般人士重功名而忘生死。即如主父偃所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晁错为御史大夫，建削地之议，其父以晁氏有灭族之忧，自往阻之。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乃是政治上所最需要的。当时人士不怕杀身之祸，所以人人皆有冒险之心，如傅介子、如常惠、如冯奉世、如陈汤，皆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而能立功于万里之外。其魄力之大固有过人之处，抑亦因为国家用人喜激昂奋发之士，而厌谨慎软弱之徒，对于出使异域之人，许其便宜行事，所谓“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倘若颛之不当，亦须负责，然而汉人之视生死，本不轻重，丈夫死则死耳，即如汉武报李广曰：“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旨哉。”　　　　
　　　　自佛教传入中国，中经五胡之乱，胡人因见沙门之能“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认为神异，莫不皈依。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渐次普及。佛教倡轮回果报之说，而又谓“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于是人士怕死后堕入地狱，怕来生为狗为彘，于是自杀便视为一种罪恶。　　　　
　　　　但是佛教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呢？基督教也有这种观念。基督教为犹太人所创，犹太在纪元以前已经亡国，而又系少数民族，他们受了罗马帝国的虐待，许多人不能忍受，免不了实行自杀。这是可使犹太人灭种的，耶稣本来是个革命者，他抗拒纳税，自称为犹太的王，《路加福音》书上有数句话，“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他又教人“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而且《启示录》上又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怎样的荣耀自己，怎样奢望，也当到他照样痛苦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犹太人固然曾给巴比伦俘囚起来，即历史所谓“巴比伦俘囚”。但在基督时代，巴比伦早已亡了，他何必再来诅咒。其诅咒是借巴比伦之名，暗中反抗罗马帝国，这可不待思索而知之。到了耶稣钉死十字架之上，他的信徒知道轻举的反抗不会成功，于是教人忍耐，劝人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马太福音》书且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雠，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祈祷。”《彼得前书》上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又能够忍耐，则上帝一定喜爱不已”，甚至《马太福音》书且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种唾面自干的忍耐，乃是少数民族受了亡国之惨万不得已的作风，而且又是说在圣彼得在罗马建起教会之后，未必真是耶稣的思想。